在古人的观念里，不论中国或外国，文学都是个大概念。
其实，政治、历史、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也都属于文学，其意义等于现在的“文科”。
所谓“创造文学作品”，就是“创作”的全称，也就是Creative Literature的译名，这是我们现代人所谓文学。
但是，尽管我们用“创造”这个状词来加以区别，在古代文学里，创造文学作品的散文，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每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会从先秦文学讲起，其中的韵文部分是《诗经》和《楚辞》，这是创造文学作品，散文部分讲的是哲学和历史，总的说来全不是创造文学作品。
“古文”这个名词，起于韩、柳古文运动之后，到宋代就确定了意义。
古文家所谓古文，是指六朝骈偶文以前的散文，它仍然是一个文体名词，不能理解为古代文学作品，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古代创造文学作品。
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不选六经，理由是“尊经”。
又不选诸子（包括《论语》、《孟子》），理由是它们属于子家。
又不选历史传记，理由是这类文章太多了，“不可胜录”。
这三个理由其实都不能成立，他只是基于一个创造文学的观点，认为经、史、子都不是文学散文，所以不选。
后来曾国藩选《经史百家杂钞》，从六经、诸子、《左传》选起，以为这些文章都是古文的泉源。
这里反映了曾国藩对古文观念的理解是古代的文章，而不是文学。
姚鼐的观念是把文章和文学作品严格区别开来，他选取《汉书》里的奏议和诏令，是认为它们都是好的议论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更不属于经和子。
姚鼐这个观念，认为名人传记都是历史，只有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才是文人创作的传记文，才是文学作品。
曾国藩把文章和文学混同起来，他以为文章写得好，就是文学。
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直到章太炎也还说文学是论文字法式之学。
姚鼐以为文学作品在经、史、子以外，这是一个新观念，和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一致。
但是姚鼐把经、史、子和文学区别得太严，以致他否定了经、史、子中间也可以有文学作品。
墨子和庄子都是哲学家，墨子的《非攻》是一篇好文章，辩证性很强，但它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作品；
而庄子的《逍遥游》就不同了，它是哲学论文，也是文学作品。
《非攻》给青年以邃密的理性认识，《逍遥游》给青年以生动的感性认识，它们的语文教育作用是同样的。
所谓“先秦文学”，在散文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
因此我们不得不从经、史、子书中去选择其有文学价值的篇章。
现语文教材中常常选录一些神话和寓言，例如《山海经》的“夸父逐日”，《列子》的“杞人忧天”，《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等等，这些片段文字，在全文中往往只是用来作为说明一个真理的比喻，其本身是修辞学的资料，不是一个文学作品。
两汉四百年，也还是没有创造文学的散文作品。
所以，我们只能从《史记》中选取《项羽本纪》，或从《汉书》中选取贾谊的政论文之类，本质上走的还是姚鼐的旧路。
王充的《论衡》虽然被列入子家，它的文章风格已接近了随笔，可以算是一部有文学意义的散文了。
从东汉晚期开始，逐渐出现了创造文学的散文，它们的作者既非历史学家，也非哲学家，而是文学家。
范晔的《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加出了一卷《文苑传》，就说明了这一种文学史的发展情况。
陆机的《吊魏武文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五柳先生传》，都是文学散文的名篇，尤其是《桃花源诗序》，后人把它裁篇单行，改题为《桃花源记》，可以说是游记文的典范
恰在陶渊明的时候，诗歌领域中出现了鲍谢的山水诗，正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
不久以后，北魏的郦道元开始作《水经注》。这是一部地理书，但是他大概受到山水诗的影响，在叙述地形水道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加以描绘。
比如，《江水》篇中叙述巴东三峡的那几段，因为它们已超出地理书的体制，成为文学的散文了。
南北朝时代，文风浮靡，文人喜欢用骈词俪句，有许多好文章，但也不能算是散文，例如《登大雷岸与妹书》。
另一方面，那时新出了许多佛经的译本，造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不用骈俪排偶的句法，但几乎全用四言句，非常整齐。
“如是我闻”、“作如是说”、“一时佛在王舍城”，这种句子结构，又都不是先秦以来汉语所固有。
这种文体，不能说是骈文，也并不散，但我们只能说是一种新兴散文。
如果从《杂阿含经》、《杂比喻经》中选取几个“因缘”，那么也照顾到了文学观念，因为它们原本是梵语文学。
唐代的诗歌创作，很早就革除了梁陈宫体诗。
从陈子昂到王、孟、李、杜，奠定了—代诗风。
但在散文这方面，却没有跟上。
中唐晚期，才能看到散文的繁荣气象。
韩愈的赠序文，柳宗元的游记文，白居易、元稹的论诗书信，都是非常好的散文。
此外，刘禹锡、孙樵、沈亚之、陆龟蒙等人，也皆有几篇卓越的散文。
如果我们用文体观念来看唐代散文，那最好的散文应该是那些传奇文了。
随笔、题跋、诗话，是兴起于宋代的新型散文。
文人偶有所感，随手写来，便是名言妙语；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天机活泼。
苏东坡的《志林》、洪迈的《容斋随笔》、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刘克庄的《后村题跋》，都是极好的文学读物。
苏东坡的《记承天夜游》、黄山谷的《龙井题名》，久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宋人散文，一般都以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为殿，这是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意识的文章，具有思想教育作用。
还有，谢皋羽的《西台恸哭记》，文学气息更浓厚些。
明代晚期出现了以钟伯敬、谭友夏、袁中郎兄弟为首的公安、竟陵文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泥美人”式的唐诗，归有光、唐顺之所倡导的唐宋八家古文义法。
他们主张写诗作文不要受人束缚，不要墨守各种条条框框；要发抒自己的性灵，要作自然流露的由衷之言。
这些意见，在当时是有其斗争目标的，不能说不是一种新的、积极的文艺思潮。
林语堂曾为公安竟陵派大事宣扬，还办了一个刊物《人间世》来提倡性灵文学，闲适小品。
当人民大众正在作反封建、反帝、反法西斯的紧张斗争的时候，他悠悠忽忽地提倡这一派文学，未免与时代的脉搏不相应合，因而很受到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的批判。
我们现在对公安竟陵文派的态度是还他们以文学史的地位，肯定他们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他们的诗文，也有其特色，尤其是散文，在游记、题跋、评论、书简这些方面，和当时那些古文家的酸文、迂文比起来，确曾使人耳目一新，知道真的文学，在此不在彼。至于他们的末流，文风趋于艰涩怪僻，招致了另一个反对派。
这是每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必然的历程。
与公安竟陵文派桴鼓相应的，有一个“卓吾老子”（李贽）。
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一人之力，猛烈地批判了宋儒理学，甚至一直批到孔孟，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拥护，也动摇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阵脚。
李卓吾的文学观念是和公安竟陵派一致的。
他的文章，也是直抒胸臆，深入浅出。
从晚明到清初，有一百多年时间，公安竟陵派虽然受到非议和抨击，却仍然有潜在的影响。
从张宗子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到李笠翁的《闲情偶寄》，这期间很有些文学趣味极高的散文。
李流芳的题画小文，给金冬心开了法门。
施耐庵的《水浒传序》，据说是出于金圣叹之手，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文章。
可以讲，文章写得好，未必就是文学；但如果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