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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泉，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春秋》经学研究史，今古文之争，胡安国。
胡氏《春秋传》是唐人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舍传求经学风的继承与发展。中唐之后，《春秋》学出现舍传求经的趋势。韩愈《寄卢全》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吠、赵、陆师徒三人的《春秋》学正是如此。他们扬言三传“未达《春秋》大宗”，“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提出要绕过三传，直探经旨。其实完全舍传求经是做不到的，正如钱钟书所言:“扬言能睹之于《经》者，实皆阴求之于《传》，犹私窥器下物而射顶也。”
因此，所谓舍传，不过是不主一传而兼取三传，如同西晋初年刘兆、祀毓等人调和三传的故技。不过，刘、祀之书失传，无从窥其途径。从现存陆淳等人《春秋集传篆例》来看，仍然是因例求义，其方法与《公》《谷》无异，“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然而，啖、赵等人舍传求经之风一开，继而效尤者不乏其人。皮锡瑞曾排过一列名单:“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专门，皆沿唐人咳、赵、陆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阅、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铁翁，皆其著者。”由此形成有宋一代主观膝断，竞务奇说的学术风气。而胡氏传在这种学风之中产生，自然免不了于三传断章取义以就己意的现象。这一点，胡氏自己亦直言不讳，其于卷首《叙传授》云:
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卒见本末，《公羊》《谷梁》词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词以义为主则当习《公》《谷》。如载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奋，即隐公兄弟摘庶之拼，报让之实可按而知也，当阅《左氏》谓此类也;若夫来姗仲子以为豫凶事则诬突。王正月之为大一统及我欲之赞不得已也，当习《公羊氏》谓此类也，若夫母以子贵，腆妾许称夫人则乱矣。段，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残段而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当习《谷梁氏》谓此类也;若夫曲生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则凿失。万物纷错悬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要在反求于心，断之以理，精择而慎取之，则美玉之与武砍，必能辨之者。
于三传之择取，均“反求于心，断之以理”，其结果是必然难免“求之过深”“锻炼太刻”，且不说不能“一一合于经旨”。即使是三传之旨，亦未必“合”了。胡氏将吱、赵以来的学风推向了极致。
胡传问世之后，由南宋降及元明，其影响有增无减。不仅成为钦定士子必读书，作为科场中《春秋》经义试帖的标准，并将此书与三传并提，称为四川，享有显赫的政治声誉;而且在元明二代的《春秋》学史上，胡传也成为研究的中心，赞成者注释阐发，谨镇者辨疑考误，皆与胡传有关。一部尊王攘夷的胡传，在南宋以及明朝受到如此殊誉，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元蒙统治之下，胡传的声望和地位亦丝毫无损，个中原委，沈玉成先生曾经论及，他说，一是元蒙贵族尚武弱文，思想统治相对松弛;二是元蒙贵族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统治思想，在学术上只得沿用程朱理学;三是胡氏所阐述的伦理纲常仍然是封建社会的永恒法则，少数民族人主中原亦不例外。这些说法是不无道理的。胡传的声望，到了清代便一落千丈了。
这一方面是清代考据学兴起，不满宋学的空疏，因而力低胡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初统治者文治武功皆有胜于元蒙，其攘夷之大旨，触动着满人的隐痛。有此二者，胡传终于废掉了。对于胡传的兴废，皮锡瑞有过较为公允的评价:“元明用胡传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低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宇衰贬本《公》《谷》，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公》《谷》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托讽时事之心。”胡传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至少，它给今天的学术研究以某种启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总归不是一片空白。
以上将杜预与胡安国作为两个不同的个例进行了粗略的分析，从中大略可以看出经今古文学之争虽然在汉末僵旗息鼓，但它们不同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宗旨，其影响仍然是相当深远的。此外，从这两个个例的剖析之中，可以看出从魏晋到元明时代《春秋》经传学从汉学到宋学的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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