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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编阿麒，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春秋》经传学，今古文之争，杜预。
如果说汉代《春秋》经传学的特点是今古文之争，从魏晋到元明则是汉学与宋学的相胜。而所谓汉学与宋学的不同，骨子里正如经今古文学的不同，都是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西晋杜顶与南宋胡安国分别代表着《春秋》经传研究中汉宋两种不同的学风。理清杜、胡二人学术研究的来龙去脉，也就把握了汉宋《春秋》经传学的不同特点。杜预《222一284》，字元凯，西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晋武帝泰始中为河南尹，后任度支尚书，因平吴有功，封当阳侯。所著《春秋经传集解》，不仅是现存最早的全轶《左传》注本，而且是自成体系的一家之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书在《春秋》经传学术史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集解》兼众家之长，融纳了汉魏以来经学大师们研治《左传》的成果而卓然名家。东汉末年，郑玄作为一代经师，以古兼今，其后虽有王肃与郑玄相异，但王肃亦与郑玄一样，是融通今古而以古文为主的大师。因而，“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杜预正是沿着古文经学的路数。兼采众家而著《集解》。清人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考证杜解渊源甚为详博。杜预自己也说:“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其实，他除四家之外，兼采众说而不主名者正多。可见他确是汲取了前人成果而又自成一家的。
其次，《集解》亦继承了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通过训话名物、典制地理的阐释以及《春秋》《左传》所特有的义例笔法的说解，探究经传义理。杜预哪薄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谓《公羊》《谷梁》诡辩之言”，。又指贵调和三传者“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杜预之前，出现过企图调和三传的尝试。西晋初年，刘兆“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把妓亦“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调和三传，意在化解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但倘无超越时代的识断水平，只能是肤浅的生拉硬扯，“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成为某种非驴非马的杂拌儿。
因此，杜预要“推变例以正衰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当然，杜预也并非谨守门户而固步自封，于《公》《谷》二传只字不取。二传平实而又足以发明《左氏》之义者，杜预辄为引用。可见他于二传是从治学方法上否定它们的穿凿附会，对于个别可采之处则采之，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促使杜预作出“简二传而去异端”的原因，是由于汲家古文经籍的发现。他曾将地下出土的《竹书纪年》与《左传》进行比较，认为“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正是在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杜预十分注重《左传》的地理、历法、典制、名物的阐释，而于地理历法用功尤勤。对于古今地理的沿革，以及《左传》所记时节日月多所推详。这种严格的求实精神，正是古文经学的传统，亦是汉学优于宋学之所在。
第三，杜预对《春秋》《左传》的性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说“《春秋》者，鲁史这旧名也。”“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至于二书的关系，他虽然也继承了“丘明受经作传”的成说，但通过实事求是的考察，从实证的角度阐明了《左传》解经有与《公》《谷》二传不同的体例。他认为《左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基于这种认识，他的《集解》既解经又解传，“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又因传有“先经”“后经”“错经”之别，故而在注释中注重传与经或传与传之间的前后呼应，清理前后行文脉络。前呼后者，以“为X年X事张本”或“为火年X事传”提醒读者;后应前者又以“前年X事”或“事见X年”、“在X年”等字样使读者原始要终，知历史事件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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