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把《金瓶梅》押上道德法庭予以审判，那也好，可以让道学家有用武之地，可是偏偏又有那么多的文学专家们推之为杰作，此案难审。
若是真的把《金瓶梅》放到文学的天平上去衡量，那也行，评论家们可以从内部到外部，挑剔分析个痛快淋漓，可是偏偏又难办到，竟有一批文学的专家们在褒奖一番之后，即刻用道德家的口吻对作品中性行为描写左抨右击。
毕竟“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思维模式先于《金瓶梅》八九百年。于是，一部《金瓶梅》多少年来如同一头被宰割的牲口，哪块肉可以吃，哪块肉不可以吃，哪块肉见得人，哪块肉显不得眼，被分割得七零八碎。
说这好，说那坏，殊不知所谓“好”与“坏”皆是一个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以“好”“坏”和“善”“恶”论之，果能公允正确？果能识庐山真面目？还是跳出庐山云雾，看看庐山全景吧！
把《金瓶梅》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把其中的人物作为完整的人来研究。且莫只有道德至上，该从大文化的角度来掂量这部“奇”书的文化意义。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一、《金瓶梅》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
《金瓶梅》的作者和确切的成书时间至今尚未得到证实，给我们研究《金瓶梅》带来很大困难。但是，从文化研究角度看，种种不同的学术结论在时间空间范围的问题上还是比较一致的。
这时间范围便是明代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即公元1522年至1620年。空间范围则规定在作品自己已明确展现出来的山东临清州（今山东省临清市）周围，即京杭大运河南北段相交枢纽之地。
关于大运河以前的历史和它那时通时塞的情况暂且不论，这里要强调的是，京杭大运河解决水源和黄河泛滥影响河道两大问题的时间是在明朝中叶，也就是说，大运河只是在明中叶始才实现了四季畅通，从而真正发挥了它最大的交通效益。
于是，这条东亚地区唯一的南北向黄金水道给小农自然经济模式的封建中国带来经济上的生机。
它不仅保证了漕粮的北调，也疏通了中原东部数省与南方手工业城镇和京城的经济关系，它使由来已久但并不强大的中国商业在沿河地区首先发展得特别迅速，运河两岸河埠商镇很快连接成片，由村而镇，由镇而市，人口密度为中国之首，很快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经济带。
临清城以其位居南北枢纽之地利，随着运河日益繁忙而飞快地发展成为一重镇。“兵民集杂，商贾萃止，骈樯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随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王《临清州治记》）
“五方商贾鸣櫂转毂，聚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微歌连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椎埋剽掠，不耻作奸。士人文藻翩翩，犹逾他郡。”（《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东昌府部汇考六》）
《金瓶梅》书中也屡屡描绘了临清城的商业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繁华热闹。陈经济的大酒楼便立在“临清马头”上，“一日也发卖三五十两银子”（第九十八回），三五十两银子，约合白米四十至六十石（嘉、隆、万三朝米价不一，灾年丰年不一，灾年约合八钱银子—石，一般年份合六钱左右），获利极丰，生意兴旺，可见临清经济一斑。
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运河作为一条繁忙的通途看待，把临清城作为热闹的商镇河埠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文化研究需要从文化角度去看待和研究一切社会现象。交通→商业→城镇→市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在当时，尤为有意义的是物质利益对市民观念的作用和王学左派及其他“异端邪说”对市民的影响），于是，在经济生活、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文化方面，这样的商镇河埠具有与紧紧包围着它的农业社会的文化不同的商业小社会的文化特征。
这种商业小社会里的许多现象，从人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到行为规范、伦理准则、价值观念，都与山区、乡村不一样，是为山民、乡民所看不惯的，是为传统文化，包括伦理、政治所难以接受，为当时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包括伦理、政治所批判排斥的。
诸如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西门庆等人物，还有应伯爵、花子虚等，都是“恶”者，天理不容，人情所斥。甚至连“官哥儿”“孝哥儿”这些幼儿、少年也由于李瓶儿、西门庆罪孽太大而得到可悲的下场。
唯吴月娘、孟玉楼似乎还有可取可褒之处，她俩多守妇道，所以前者“七十而终”，后者终得天伦。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既展现了封建农业社会中较为发达的商业小社会的真实生活，也揭示了这种生活是处于传统文化笼罩之下和当时封建文化包围之中，从而揭示了封建农业社会的文化与商业小社会的文化的交叉与矛盾冲突。
这一切又构成了作品内思想与内容的矛盾。人们常说，作者七分批判西门庆，三分欣赏“金、瓶、梅”，恐怕还未揭到这层文化意义。
《金瓶梅》《红楼梦》套装本
很多人常拿《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比较二者在题材与艺术上的关系与高低，并以“木石前盟”来形容，这确实是有必要有价值的。也有人把二者分为这样两类文化去试比轻重，褒《红楼梦》具有民主进步文化性质，责《金瓶梅》为庸俗落后封建文化之书。
文化本是某一社会发展的总和，它并不是文学，分好分坏总令人感到别扭，谁能说清楚绵绵数千年不断发展的民族文化是好是坏？孰是孰非？文化不仅不同于文学、文明，也不是狭义“学文化”的那个“文化”。
文化有其发展演变过程，可以有新旧先后之分，但又难以用进步与落后鉴之，因为我们的“进步”与“落后”概念已含有“好”“坏”之义，更不用说“民主”与“庸俗”了。
文化可以包容特定的道德、伦理，却并非能用道德、伦理来评定。文化只有新旧先后和所属层次地域之分。我认为《金瓶梅》与《红楼梦》只是分属两个层次的两种文化，前者为“俗”文化层，后者为“雅”文化层，很像明清戏曲的“花雅”之分，这是由作品的内容与艺术形式来决定的。
《红楼梦》写的是京城都市中呈封闭性的朱门大户、皇亲国戚的家庭生活，并由此而间接地（较少直接地）表现外界上层贵族社会。
其中人物穿着用使、言谈举止皆“雅”，下层民间的“俗”事不多。书中的诗词歌赋非文人墨客、公子小姐不敢过问。曹雪芹从构思到用笔，也多以雅为准。
《金瓶梅》写的是运河畔商镇河埠中呈开放性的商贾家庭生活，并由此而直接地表现外界中下层商贾、市民、官吏社会，难得见“雅”，皆为“俗”人“俗”事，连蔡京、状元、巡抚诸大人来到这本书里也都失“雅”而“俗”，书中诗词歌赋多是俗语、俚词、戏曲、打油诗，和警言、歌谣、卦签、民歌儿，兰陵笑笑生着墨多从“说话”入手，书名便是“词话”。
因此，《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可以从思想上鉴其深浅，在艺术上论其工拙；然而在反映的文化层面上绝无优劣之分，应是互补关系，二书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若非如此，还要再研究《金瓶梅》干什么？岂不是自掘污浊而嗅其臭？
《金瓶梅文化研究》
二、李瓶儿婚姻与性格变化之
文化观
环境文化往往是个性文化的决定因素。
在运河经济文化之中产生的《金瓶梅》客观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商业小社会中一群人的个性、思想及其价值观。南来北往，面向社会的商镇河埠生活条件使《金瓶梅》中的人物思想言行很不同于那些自守黄土、闭塞户门的山区乡村的人们。
他们并不满足于一日三餐、四季二衫，而是根据自己周围的文化发展，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们见得多，识得广，对于天子和天理，要比一心服从的农民灵活得多。
他们在听从朝廷命官的同时又了解他们的欲望，用手中的金钱同他们做交易，换得便利，换来权力。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管前世，也不惧报应。这在农民看来，可都是不忠不孝、不节不悌、不贞不义、不仁不智、不信非礼、不合人情天理的逆举孽行。
《金瓶梅》以运河经济文化为背景，那么反映出来的当然不是农民、农妇的形象，而是经济商人、市民妻妾的形象，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这些人物的许多思想言行是不同于其他地区、其他阶层的人们的——也就有为传统与当时的伦理不容之处，为忠孝老实的农民不解之事，也就为或虚伪或真诚的道学家所不齿与责难。
当然，不能说《金瓶梅》的人物及其言行思想都是传统文化的对立面。这不可能！
说潘金莲如何反封建，夸西门庆如何破理学，都是不实之论，他们不仅没有这种自觉性及其动机，而且他们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负载着传统文化与自觉地遵守社会伦理。
本文前述，运河经济仅仅是明代经济的一小部分，运河畔的商业城镇、交通河埠毕竟是被小农自然经济和封建大社会密密匝匝包围着的小社会，传统文化惯性和当时一统大国的社会伦理道德无疑都对运河经济文化和商业小社会有重压与渗透作用。
那么生活在这个小圈子中的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否则，潘金莲不必等到“十件挨光计”便可以同武大郎离婚而随西门庆去，也消除一场命案。
西门庆也不会对诸妾严加“鞭教”并约束她们，更不该真心希企自己的儿子将来别学自己的样而应另择仕途。
这些人物，其个性文化特征就在于：他们是在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文化包围之中的商业经济文化里生活、成长，既有传统文化和当时社会伦理的烙印，又有新的商业经济文化与在这种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生活追求的色彩。因此，《金瓶梅》所再现的人物的文化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李瓶儿的四次婚姻与性格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一文化意义。
瓶儿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以花子虚的正室夫人身份亮相的，花子虚已是她的第二个丈夫。
瓶儿出身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书中告诉我们的，只是她成年出嫁后的情况。“她先与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梁中书乃东京蔡太师女婿。”
瓶儿在这种人家做妾，本可以沾光而出人头地，但是梁中书那“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这就不要说地位，连身家性命也无有保障可言。“
这李氏只在外边书房内住，有养娘扶持。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同夫人在翠云楼上，李逵杀了全家老小，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这李氏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妈妈走上东京投亲。”
于是在梁中书家出事的前提下，李瓶儿才摆脱了这种名为内妾，实为外房的尴尬生活，结束了第一次为妾的不幸婚姻。
《<金瓶梅>人物榜 · 潘金莲与李瓶儿》
也许是这些情节在作者看来只需略写，不论怎样，我们看到李瓶儿在大名府的第一次婚姻从头到尾都是被动的。
第二次婚姻很快来临。“那时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因侄男花子虚没妻室，就使媒人说亲，娶为正室。”瓶儿嫁到这种人家，又是“正室”，命运应该有个较大转变。
但是，在花家，她仅仅是丈夫的附庸，而且，与其他人家的“附庸”不同的是，在好嫖爱喝的纨绔子弟花子虚看来，瓶儿这个“正室”又只不过是他“花”家的一个摆设的“瓶儿”。
瓶儿已不是当年梁府中的少妇，也不是上东京投亲的“寡妇”。她随花家来到这清河县并在此地成熟起来，商镇河埠的生活使她有了与先前不同的思想与追求，有了对自己丈夫的衡量标准。
自花太监死后，花子虚手里把握着花家全部的家财，“成日放着正事儿不理，在外边眠花卧柳”，只知消家财，不知理家事，只管嫖娼狎妓，不顾家中还有个日夜盼郎的娇妻。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门庆结拜的十兄弟中，唯有花子虚一人身上散发的是官宦公子、贵门少爷习气。瓶儿并不反对丈夫在外宿妓夜嫖，也反对不了。
她希望的是丈夫既能在外理事，又能管顾家中；希望的是丈夫能给自己一点爱抚，以享受做妻子的天伦之乐。为此，她多次劝过花子虚。瓶儿的这种规劝，自然不合花子虚心意，“他恁不听人说”。
按伦理要求，瓶儿只有无限地忍受下去，瓶儿也忍受了。但是商业经济文化环境促使她的忍受有了限度，瓶儿采取了自己的行动，把追求生活的目光转向了与自己正面撞个满怀的西门庆。
西门庆以一个正直、知礼、能干、知情且又身材魁梧、风流潇洒的男子汉形象出现在盼夫不归的瓶儿面前。瓶儿对西门庆的敬仰、爱慕就是在她认为西门庆具有截然不同于花子虚的言行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这种情感若是放在呈封闭状态的小农自然经济文化氛围中是不可能产生的，偶有萌芽，也很快会在伦理环境中受到遏制而夭折。但在商业经济文化环境中却可以得到发展。
这种事情若是发生在朱门望族之家、地主豪绅之院或是农家山民之户，都将是众夫所指的耻事，但在商贾之家，却得到顺利的发展。若不是因党案之事西门庆龟缩起来，瓶儿在气死花子虚后不久就会被抬进西门宅院。
瓶儿与蒋竹山合离，同样也是瓶儿在商业经济文化特定环境下的选择。寡妇再嫁，宋朝不为耻事，明朝则极力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因此，“再嫁由身”在明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明代节女烈妇数量较前代数倍、十倍地猛增是很能说明这种文化现象的。但是明代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城镇商埠，尤其是商业经济较为发展的城镇市民中，寡妇再嫁和少妇改嫁所受到的社会舆论的限制就少得多。
西门庆七个妻妾，有三位（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是再嫁之妇，就再嫁事未受到舆论指责，受指责的一是分财事（如孟玉楼）、二是谋夫罪（如潘金莲）。
瓶儿在对西门庆疑惑之际招赘了蒋竹山，又在明白之日以及对蒋竹山性生活不满意之时将蒋竹山驱逐出门，还加泼一盆水。这一纳一出及其原因，若不是在商业经济文化氛围之中，恐怕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瓶儿进了西门庆的家门，其性格有一个极大的变化，正如不少人说的，前后判若两人。当然，也有评论者指责此为艺术缺憾。
瓶儿的性格是典型的两重并存型，既有温柔、忍受的一面，也有刚直、反抗的一面，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态情况下，性格取向表现不同。在瓶儿性格发展线索上，我们看到她作梁府小妾时性格是以忍为主。
第二次婚姻则逐渐由忍受之行转变为对花子虚的不满，又背着花子虚与西门庆私通，直到转移家财，中断对花子虚的治疗，气死花子虚。
第三次婚姻她既果断地招赘蒋竹山，又决心赶蒋出门，显示出很有心计且又果断的敢作敢当的性格。嫁进了西门宅院，性格则变了，变回去了，变得十分温顺、柔弱，处事又是以忍为主、为先。
在西门庆所有的妻妾中，瓶儿的进门情景最凄惨不过。她好不容易托人告求西门庆娶自己过去，西门庆怒火在胸，下令“抬下那淫妇来罢”，既抬来了，“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个人出去迎接”。
吴月娘得知，将她接了进来，却又被西门庆搁在新房只身孤影三天三夜。瓶儿气得悬梁自缢，差点死掉。西门庆终于来了，却又带来马鞭，令其脱光衣衫。瓶儿光着身子赔礼道歉说好话，才使西门庆弃鞭和好。
此后更大的灾难又伴随着她。她一直认为是好姐妹的潘金莲对她十分嫉妒，时刻设计谋害，平日里指桑骂槐、幸灾乐祸、东挑西拨、冷嘲热讽，直到下狠心训练雪狮子猫连抓带吓害死了瓶儿的心肝宝贝儿子——官哥儿。
瓶儿是硬着头皮、忍着性子，从未还过一句嘴，从未到西门庆身边告过一回状，竟与潘金莲同住后花园两年多，最后是连气带病、忍气吞声离开人世。
戴敦邦绘 · 李瓶儿
瓶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她错走了招赘蒋竹山一步而感到内心有愧，还是西门庆那进门的马鞭压住了她的自主意愿？她不是有对生活的追求吗？不错，正是上述原因使她性格变成如此柔弱、温顺，尤其是瓶儿对生活的追求这一条。
在清河县数年的生活，使她不同于过去在大名府、在东京城那样处事忍字当先，她在争取做一个妻子的权利，她在要求花子虚改变现状。
这都是与传统的女子规范和当时的女德不协调的思想言行。但是瓶儿又不可能摆脱传统的惯性渗透和当时大社会伦理的张力影响。她有自己对生活的追求，可是要求太低了。
她不愿做一个守活寡的正室夫人，而宁愿做一个在她看来是知情而又能干的男人的小妾。西门庆在与她私通时给她在肉体上、精神上的欢乐使她如久旱禾苗逢甘霖，她决意要抓住这种光明，哪怕是一线烛光，以离开那黑暗且又窒人的世界。
她真心实意地爱着西门庆，同时又接受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和生活现实。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一旦这个目标达到，她便十分满足。在西门庆弃鞭和好的第二天，她便欣然将全部的私房交托西门庆，又将金银首饰分送众人。
她决定像一个小妾一样生活，决不愿因自己的条件好而做立于鸡群之中的鹤。从此她不再胡思乱想，一心扑在西门庆身上，一意护着自己的儿子。这是她的两根精神支柱，只要保住这个目标，奉送一切、忍受一切，在所不惜、在所不辞。
于是，过去的“忍”性又占据在她性格的首位，并加上自己对西门庆和儿子的爱融化成温顺与柔弱表现了出来。
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去看瓶儿，就不会感到她性格的变化是难以理解的，更不会去指责作者的创作前后矛盾。
恰恰相反，瓶儿一生及其性格的发展变化，正是一位既生活在运河经济文化环境之中且又受到过小农自然经济文化渗透的妇女成长道路的生动再现。
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去看瓶儿，就会发现任何道德的评价都是有限的，就像作者在书中夹进的道德说教和评论一样。道德伦理只能限制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却难以评价一个人的一生。
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道德活动必须遵循生活的规律，遵循人物命运轨迹的逻辑，才会有审美的意义。
三、“真实”使《金瓶梅》更具重大价值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大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道德的色彩，但只要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反映作者的思想、情趣，那么这些真实的内容便具有比那道德的色彩更长的寿命，成为更有价值的存在。
“金瓶梅”是在发展着的运河经济文化和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小农自然经济文化的矛盾冲突中诞生的。
作者创作意图在于说教，在于现他人之身而说儒道佛三教之法，企图以三教及其合一来救人救世。但是，由于作者是十分客观（以致于有人指其为“自然主义”，天晓得当年兰陵笑笑生有无文学创作上的主义观）地写实，以再现“他人之身”，今日看来，倒是这“他人之身”更有真正的文学文化价值、文学审美价值，而“说三教之法”却成了过去，成了文化研究中的宗教说教参照对象。
比如不少人物命运的结局便是作者道德思维的结晶，如西门庆之暴死，庞春梅之夭亡，潘金莲遭恶报，陈经济被刀杀，吴月娘之长寿，孝哥儿之出家。
西门庆买官受爵，用金钱打通仕途，又以官促商，以权谋利，又见利枉法。这对封建社会中的清官廉政口号来说，皆为“非善”之举。
若揭去道德批评，它的深刻意义却在于揭露了：
一、封建官僚政治已经脱离了封建政治自我标榜的清明宗旨，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冲突；
二、封建王权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商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来与封建制度相反动的商业经济却不得不向封建王权购买通行证，这又显示了商业经济与封建社会的矛盾冲突并在这一矛盾冲突中不得不相对减缓速度发展。
《<金瓶梅>人物榜系列》
西门庆不是一个道德上正派的商人，也不是一个道德上正派的官员。官、商结合，权、利互进，封建小农自然经济包围中的运河经济文化在西门庆身上已经使两者都失去了“正派”的道德含义，剩下的便是“不正派”。但是，在“真实”中，如果他要“正派”的话，他不仅不可能达到他死之前的那种地位、财势和荣誉，很可能连生药铺也开不成，再做一个破落户。
发生在西门庆身上的商市中、官场里的道德范畴中的“善”与“恶”的冲突，都是在封建王权高压之下，在小农自然经济包围之中，在宗法伦理道德的约束里，一个普通商人的命运抗争。
在这个抗争中西门庆在道德上是个失败者，在商市、官场的实际生活中却是个成功者，是个强者，这一真实的再现正说明了刚才讲到的两条深刻意义。
发生在潘金莲身上的所谓“善”“恶”冲突实际上是人自身情欲的实现与伦理道德规范和封建制度的压抑之间的矛盾。
这个经受了各种精神压迫的又有独特个性的妇女所争取的不过是最基本的人生需求，就是这种需求却已超过了社会伦理的界限，她在清河县这个商业经济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仅仅是挣扎，企图越过这条界限。
她走进了无自由的牢笼，又挣扎着要跳出来；她接受了妻妾制，又拼力争夺专爱；她向子嗣制度还击，又设法想生子夺誉。她的挣扎并不是自觉地对准整个社会和制度，方式也是十分盲目的，不择手段。
若以道德论，既丧失理智，又乱了人伦，甚至于创害无辜幼儿。但是这种真实的挣扎越激烈，手段越残酷，越说明矛盾的激烈。
潘金莲这个人物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至于她的死，是道德裁决的结果。从西门庆家一出来，这个真实的人物实际上已经“死”了。其结局只是作者道德说教的安排而已。
说到“死”的价值，又得把瓶儿找来，因为瓶儿的死是真实的，是合乎人物性格及其发展规律的。她选择了西门庆以求生，又以对西门庆的选择而获死。
为了满“足”而不堪忍受的她，又以知“足”而忍受一切，使自己从新旧文化的夹缝中滑进了社会伦理女德的陷阱之中。企图以温柔、贤惠和逆来顺受保住自己的生活目标，却不知这种退缩、顺从偏偏是自己夭亡的病根。
瓶儿的死和西门庆的成功以及潘金莲的挣扎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告诉人们，生活只给强者展开道路。
一切生命都是冲突、挣扎的结果。作为人的生命过程的生活，其实质便是冲突与抗争。
若论生活之美，那便是在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人的挣扎与抗争的命运之轨迹，而千千万万的轨迹都说明一个真谛：强者胜。
《金瓶梅》这部被人们说来说去、剐来挖出的写实之作杰出之处并不在于那些肢解作品而论之的评论者说好的某一块，更不在于作者在作品中进行的道德的活动，而在于真实地展示了许多人物不同的命运轨迹，说明了生活真谛，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的交叉与矛盾冲突。
比起那些为赞颂明君贤臣和企求英雄清官而高唱歌舞升平、描绘空幻理想的作品，“真实”使《金瓶梅》不仅具有重大的文学审美价值，更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这种文化价值是所有不愿移动一下传统文化思维定势，又总抱着传统伦理本位观和泛道德主义者所难以发现或不予承认的。
本文作者 陈东有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后收录于《陈东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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