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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龄童 资料图
对于1986年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一角的扮演者、著名演员章金莱（六小龄童）先生而言，2018年的岁末显然过的并不舒心。
2016年春节，六小龄童未登上央视猴年春晚的舞台，人们为此打抱不平。然而几乎同时间，开始有声音对六小龄童的人品提出质疑。在谈及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时，六小龄童坚称自己未用过替身，但事实上据摄像师王崇秋说“至少是四个人演的”；而那张著名的“猴子敬礼”照片，并非是如六小龄童在央视《开讲啦》中所说，是野猴误认猴王因而敬礼，那只猴子原本即是被驯养的，六小龄童所提供的是一张修改过的照片。因“孙悟空”角色的成功，六小龄童在大力宣传西游文化的同时，逐渐将自身与角色绑定在一起，并多达数十次地公开表示对市场上《西游记》各类改编的不满，首当其冲的是未曾言明但暗示强烈的周星驰出演的《大话西游》。然而与此同时，他却以孙悟空的形象代言各类商品，其中还包括改编程度夸张的手机游戏。“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当六小龄童说这句“公道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将自己看做了《西游记》的正统诠释。在吴承恩故居，游客们惊讶地发现墙壁上挂的竟然是六小龄童的图片。
除此之外，在关于他的语录中最著名的莫过这句：“今年下半年，中美合拍的西游记即将正式开机，我将继续扮演美猴王孙悟空，我会用美猴王艺术形象努力创造一个正能量的形象，文体两开花，弘扬中华文化，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句话出现在他的无数条微博上，也出现在《西游记》导演杨洁逝世时，六小龄童发布的悼念视频中。在时长共计一分钟的视频中，这句话占据了36秒。
2018年12月，这些有关六小龄童的语录与事迹突然开始大规模流行，一种新的亚文化现象“六学”就此出现，开始以各种变式传播“六学梗”。2018年12月31日，六小龄童在石景山举办自传《行者》珍藏版的首发仪式及签售会，但取消了原定的采访环节。
六小龄童通过孙悟空这一角色所试图树立的正面形象，由于“六学”的流行而破灭。在十年前，人们还未能想到，比起义正言辞地加以指责，对其原话的大规模重复本身就可以构成一种更为有效攻击姿态。在一种近乎戏谑的、无须调用太多严肃的道德感的重复中，在被因“抖机灵”而被大脑奖励的多巴胺的激励下，人们汇聚成“六学”大军。这是一群“兴趣使然”的、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批评者。然而这种批评似乎终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新京报书评周刊》12月25日评论文章称：“两个月来‘六学’势头愈演愈烈，但六小龄童的商业活动似乎没有受到影响。由此可见，在背后支持六小龄童式传统文化复兴传播的文化体系依然发挥着作用，网友的反抗是一种情绪宣泄式的反抗，可能暂时未对支撑六小龄童的体系产生显著影响。”甚至，随着“中美合拍”逐渐成为一句众人皆知的新歇后语，无需怀疑这个原本莫须有的“中美合拍的西游记”将会吸引敏锐的资本的青睐，最终真的“正式开机”。如果是这样，“六学”风潮就成为了它最好的广告。
“六学”的流行所展现出来的似乎是这样一幅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的场景，其中不存在真正的个体，也不存在真正的集体，因此不存在古典与近代政治理想中的、发生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政治空间，只有人云亦云的沉沦常人，以缺乏共同追求因而聚散不定的方式组成的诸众。在戏谑与喧闹背后是组织力、行动力以及主体性的缺乏，因这种缺乏，他们被迫选择这种注定不可能有实效，甚至会推波助澜的举措，而这种举措也成为了这种缺乏的遮羞布。
是这样吗？
对“六学”的反思要求我们回到话语自身的说服力上，而不是滥用其无意义的重复。然而话语力量的缺乏恰恰是现代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很大程度上，重复成了表达唯一能选取的出路。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被迫选择的出路转化为一种主动的进路。或许话语力量的缺乏不只是一个困境，同时也是使得我们反思话语更为原初的潜能的契机。
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讨论语言自身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暴力性，它体现在以总体性取消他人的他异性，即试图将他人收归到某个匿名的总体之中，这无异于对他人的谋杀。由此，纳粹主义就内在于西方文明的根基之处。然而对此更为明确的解释需要参照来自英美世界的反论。那一阵营的自由主义哲学家认为，导致纳粹主义的并非理性的过剩，而是理性的缺乏，纳粹主义本质上是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所传承下来的非理性思潮的产儿。
后者的致命缺陷在于不切实际，他们预设了一种便利的真理，它对于理性是触手可及的，或者至少也是可以逐步把握的，而这使得它对现实秩序的构想是可靠的。他们想要表明，尽管话语总是某些人说出口的，但经由理性，这些话语实际上成为了无人称的。而前者们在战火与政治欺诈中得出的教训是，无论它声称这一套秩序是多么符合理想秩序，从而符合每个人的最大善，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政治性的人的属性。为此，依旧相信理性的批评家们实际上并不比他们所批评的对象更为清醒，当他们来到那个对话的平台时，他们已经接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使得他们说的一切都不会超出这一平台所预先设定的界限，他们的批评只能成为具有宰制力量的主流话语自身的调节机制。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进入这一被事先宰治的空间。哲学家们声称，当个体面对那声称“无人称”而实际上总是圈套般主流话语时，首要的是撤回本己的内在性，忠于身为此在的自身的实际经验，从而给出以“我”为主语的话语与之抗衡。这种鲜活的话语打破了陈规，也打破了主流话语的安排，因此成为了对主流话语所压抑着的个体性真理的解蔽。上世纪的“政治波普”试图通过荒诞的视觉效果瓦解政治符号的意义，艺术家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立足于理性与对话的批评话语的可疑，相比之下那种个体性视域，尽管是美学化的，离人们需要的真理要近得多。但它依旧难以说成功。个体性话语的失败首先不在于这种真理是否有政治上的实际效力，而是在于他们所寄托的个体性表达时刻处于被威胁状态，那种解蔽与遮蔽始终难解难分。在此之后，这种失败不断发生，它不仅意味着来自主流话语的压制，同时也意味着对这种表达的反抗本身也逐渐变得不可能。
这正也是我们当下经验到的事件。“六学”等风潮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这种波普艺术的最终形态，它是毫无艺术性的波普艺术。然而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它所在的是一幅“后波普”的图景。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令一切批评者尴尬的是，新总统毫不避讳自己大资本家的身份，坦然地表明对消费社会的忠诚。当他身着西装并戴上“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红色鸭舌帽时，他亲手将政治符号瓦解于荒诞之中。自竞选开始，特朗普频繁地利用推特平台直接与支持者互动，越过了被他称作“fake news”的主流报刊，他“实质上颠覆和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传播生态，突破了美国240年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约定俗成的总统行为处事准则。”（《观察者网》：《中选后继续“发威”：特朗普如何用推特改变美国？》）对于“政治波普”来说，其危机在于现实甚至比它所描绘的更为荒诞。“政治波普”作为异质于主流话语的角色，其批判力量随着主流话语自身的去中心化而丧失。
在本世纪头一个十年中，网络社区的语法逐渐成熟，在其独创的话语中不乏对现实的针砭，它构成了主流话语无法容纳的异质性元素。但它们经历了不同程度上的招安。其结果是主流话语自身的更新，它变得更为年轻，更为包容，它能吸纳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元素，从而是这些元素失去其异质性。它开始进驻各大网络社区，熟练地运用着那些多少难上台面的语法，尽管这并不能改变主流话语的压抑性本质。以这种方式，它化解了与个体性表达之间的冲突，但对于后者来说这恰恰是最糟糕的结果，它从不怕被禁止，怕的是丧失传达自身的能力——最终，他们满怀激情所说出的话语，顷刻之间便成为了陈词滥调。这一切未曾取消主流话语自身的压抑机制，而是进一步垄断了反抗的表达方式。总体性暴力最为究极的形态便是无暴力的和平，在这和平之中，留给我们的只有重复，真诚地重复。
看样子我们为重复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它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为数不多的东西。我们当然要注意，这里存在两种人，一种如我们刚才所说那样，其重复出自真诚的个体性表达，而另一种则只有重复。在无赖的戏谑与真正的批判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而至今我们尚未能找到一条确切的通路，使我们得以越过这一线之隔。如果说“六学”，以及更早之前因电影《战狼2》的热映而流行的以演员吴京“爱母拆腻思”（I’m Chinese）而著名的“京学”表达了我们所说的这种新的批判方式，那么在“skr”的流行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有预谋的、并且是成功的商业营销；而在“带带大师兄”那里，这种重复甚至带有“底层互害”的倾向。但这种重复本身依旧可以被视作一种潜能。
现在人们所做的事情是以重复克服重复：用自发的、无意义的“复读”来抗衡主流话语对个体性表达的敉平。在上文的哲学语境中，重复之于话语，更准确地说，之于话语力量的源泉也即话语的意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在话语意义的传达与领会中，重复是物质性环节，意义作为观念性之物不会因重复而有所变动；另一方面，意义之所以为意义，恰恰在于其可重复性，没有重复就没有意义。以这种方式，话语的观念性与其物质性交织在一起，从后者中我们因此看到一种解放的倾向，其契机不在于意义的外部，而正是在于意义之根基处：是无意义的重复使得无法重复的意义成为可能。因此，重复特有的机制就在于对意义的拔根：所谓“无意义的重复”不仅是指这种重复与意义的传达不相关，同样是指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重复使得意义成为了有待重新填充的空无。这种机制与我们在诗歌中看到的如出一辙，它们共同的作用是通过既成话语内部的重构，将这种话语带回其尚未板结之时。在六小龄童微博之下的评论处，我们看到的是现代性极强的先锋诗。
诚然，我们甚至不能保证主流话语会因为这一话语的裂隙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倘若我们坚持不向任何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承诺或是阿诺多式的美学幻想妥协，那么眼下所说的关于重复的一切都仅仅只是一种微弱的潜能。重复当然还不足以构成对当下秩序的实质性力量，在作为批判的重复所营造的这一空无之中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当然也包括这些事情的不发生；但倘若没有这一空无，那么一切真正新的事件将不可能。
这种在固结的大他者话语中腾出空无的能力或许就是当前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意味着以一种话语批判另一种话语，而是通过重复掏空这种话语，乃至掏空话语本身。这就是为什么重复总会带来一个毫无严肃性的空间。我们被迫进入了其中，而出路也正是在这里面。这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更为细致的眼光，从这一毫无严肃性的空间内部辨认出具有批判力量的元素。应该令人担忧的不是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我们面对这一事件时的手足无措。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对话与意义的理论，但现在它们很难说能够以原来的方式继续适用。如何应对这一处境因此成为了当代思想最急迫的问题——或许它同样需要一种创造性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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