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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是王阳明学说争议最大的一部分，不少人认为其首句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是融合了佛教的思想，不得儒学正统。甚至有人云:“阳明一出尽变天下之学术，坏天下之人心，”将其视为圣人的千古罪人。也有为阳明辩护者，说四句教并非阳明真传，将“援佛”的罪名推到其弟子王龙溪身上，
从良知说起，强调阳明继承的是孟子之学，承孔孟一脉，从未背弃性善学说。儒家的学者，历来都看中道统的传承，儒为正，释为邪，正邪必定不可侵犯。现在作为一名研究者，必须摒弃这种门户观念，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他，从而能够以一个整体的视角没有任何偏见地诊释他。所以对于四句教是否为阳明真传的看法，不应该过多纠结于此，应该从史实寻求一种视野的融合，回到当时的历史、空间，分析相关史实资料，尽可能还原四句教的深意。
文献史实
四句教，历史原始记载，权威可靠的主要包括《传习录》、《年谱》、《王龙溪全集》等，参与“四句教之争”的为王门两大弟子钱德洪(绪山)、王裴(龙溪)。《传习录》及《年谱》所记录“四句教”是钱德洪所录，《王龙溪全集》的记载为王裴的门人所录。这三个版本成书先后依次是《传习录》(嘉靖三十五年)，《年谱》(嘉靖四十二年)，《王龙溪全集》(万历十五年)。
根据文献记载，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以督察左御史的身份，奉命出征广西恩思、田州一带。出发前夕，其两大弟子钱德洪、王裴，上钱塘江舟中造访同门的张元冲，并讨论王阳明的讲学宗旨。钱、王二人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所争论的不是“四句教”的文字问题，也不是善恶问题，而是“四句教”所蕴含的王阳明思想体系。
“四句教”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首句，对于首句的解法钱、王二人各有不同，下面就《传习录》、《年谱》、《王龙溪全集》三个权威版本的文字记载。王裴强调的是“悟”。由直悟本体之“无”而逻辑的推导出下面三句的“无”，本体功夫具透，一了百了好不自在洒脱。可若是遇到下根之人还是这般教法，不免执着于一个空虚的本体，在道德实践部分无所作为。
钱德洪强调的不是“悟”，是“修”。只有踏踏实实去做工夫，正不正于正，才能格尽事事物物。当晚他们一同拜见王阳明解难，阳明邀二人相约天泉桥上对二人释义，并为二人调和，说道:“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针对二人的偏差，王阳明把人分两种，要根据秉性因材施教，是要“悟”还是要“修”视个人情况具体而定。阳明还告诫他们不要“悬空想个本体”养成一个“空寂”。
三份文献虽先后时间不同，内容却大致相似，先是记录钱、王二人对“四句教”的异解，而后是阳明本人的最后释义。不过根据邹守益(谦之)《青原赠处》的记载，“四句教”首句并不是“无善无恶心之体”而是“至善无恶心之体”，虽是一字之差，意思却相差万里。当然王阳明也曾提过“至善”，《传习录上》中阳明曾说“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毕竟由于邹守益并非“天泉正道”当事人，真实性是有待考证的。
对佛理的改造
不难看出，利根之人的顿悟法门明显吸取了佛教的思想，无善无恶的心体实则也是对佛教“无执”的转化。“心体”是阳明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有时指“天理”、“本原”等，这和佛教的“本来面目”、“真如”等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王阳明认为“良知”与“不思善、不思恶的本来面目”是有沟通可能，“知善知恶”的良知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的本来面目似乎没有共同之处，但良知在阳明的心学体系中是“不假外求”的，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心自然会知，正是见父知孝，见兄知梯，从这层意思来讲，也便是不思善，不思恶了。良知在阳明的心学体系是通向“至善”的，也就调的至善所代表的不是纯粹的善念，而是无一毫恶念，从这层意思来讲，也便是不思善，不思恶了。既然不思善，不思恶，那就是“无善无恶”了。
可见阳明心学体系里，一直蕴含着“无善无恶”思想的，但这种说法只有大根器者才能领悟，不可教授普通百姓，否则极易流于“枯禅”。所以阳明在天泉证道中对王裴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思想对境界的要求极高，所以阳明认为顿悟属上根之人修行法门，然上根之人世间罕有，而渐修这种日日为善去恶的工夫，很是适合寻常教授接人。四句教末句阳明借助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去复原无善无恶的心之本体，也就类似于佛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修行工夫，以证得无善无恶心之本体的真如。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学与佛道之学对于本体的认知是一样的，都认为本体是“虚、无”的，同时王阳明在肯定佛道思想的同时，也对其表示部分的否定。
“无善无恶”对“心体”的回应
这个世界一直在变的，所谓的“理”也必然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没有一个固定的永恒的“死理”，人所面对的事物是千变万化的，理是流动于各事物之间的，并没有一个定理。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理是随着具体的情景而动的，人处在各种各样的对象关系中，良知于这些情境中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偏不倚，就是“致良知”了。
王阳明以为义理无定在，他没有绝对的判定标准，不能以供效行。如果认为王阳明是在具体的善恶之上，又立一“至善”的良知作为最高价值评判，这就是对他原意的错误理解。王阳明的思想混合在一起，正可以说明他的“无善无恶”思想所包含的意蕴。
“无善无恶”就是指没有具体的善恶，也就意味着事物是可善可恶的可能性的。通过王阳明鼓励顺七情，求自嫌心安的观点，这就不能忽略性情对事物发展可能性的作用。王阳明在很早的时候就说想要成为圣人，但是他心中对圣人的定义是和传统的定义不一样的，更加贴合他自己的情况。
王阳明提倡个性的发展，允许“各为说”，要弟子各依自己良知行事而“不害其大同”，“大同”就是其良知，千古圣贤只此一个良知，允许“各为说”是由于不同性情的人，在面对不同情景时所产生的良知妙用。这样可以直接涉及提倡思想领域的怀疑和思考，以及冲破陈旧格式的精神。
王阳明所处的明中叶的封建社会，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客观之“理”随时都在变动，原本固有的价值规范也未免受到冲击，此时能够真正凭借的力量便是每个人心中的良知了。阳明的“良知”说，其用意正在于用“天理”大规则来铸造一个人心价值观，将“良知”安置于每个人的心中，在人心中确立一种价值判断机制，所以他更注重个人的道德情感及是非善恶的判断。这里看来，传统的“天理”在他的心学中显然是被淡化了。
结语
“无善无恶”的善恶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价值上不偏不倚，坚持的是一个中道，坚持是事物及人本在的存在性，不着一分意思。“无善无恶”的良知存在就是一个大中至正，且充分凸显出个体的主体性地位，当喜则喜，当悲则悲，七情之表露无不显示出大中至正，在人能够自发的大中至正中，才能还原事情本来真相。总的来说，“理无定在”、“性无定体”是在阐释“无善无恶”思想内在含义，最后这一切都要统摄在“良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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