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时间，关于地域、关乎文化、联动历史。以事件为载体，驱动当下生活，每一个城市个体都将以最日常的方式参与到场所的时间记忆之中。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一份隐匿的传承，包含一种城市时间记忆。隐匿，关乎文化与历史，关于一次时间足迹的探寻。 融创中国特邀知名建筑师张永和作为项目总设计师，走进这种时间背后，探讨建造与空间未来可能性的多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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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后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图源：南岸区文化旅游委）
融创中国遇见安达森洋行130年的历史，从文化层面解构重庆故宫南迁纪念馆的历史构成，从建筑层面展开一份面向当下城市的文物叙事方式。此次建筑档案走进重庆故宫南迁文物纪念馆，是 一次关于融创“如何与城市时间共处”的当代城市课题研究。
走进这一处房子，感受一种消弭了建筑的形式感，“时间”藏了起来，像是这最为平常的日子，不张扬的基调，用建筑内化了整个场所的文化精神。不刻意强调文化，却用“结构”放置一种潜藏的时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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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和的作品陈述：
【我想留住更多的时间】
探索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设计起点
“微观”时间的建造方式
【前记】
怎么会有机会做这么一个项目？
过去几年，也有机会跟故宫做一些事情，但好像没有一件做成了。四年前，故宫当时的院长单霁翔先生来重庆的时候，就来看了这个地方（安达森洋行）。他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段历史，“文物南迁”过程中文物曾在这里存放过，当时看过这里的环境之后，认为这个地方有可能做一个“故宫文化传播的机构”。
修缮改造前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安达森仓库）图源：网络
融创中国作为业主方，也主张让这段历史保留下来，让文物可以活起来。他们不仅是项目的修缮者，也是项目的管理运营方。“故宫南迁”不仅是一个中国的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化迁徙的一次壮举，历经了14年，行程两万里，接近两万箱文物几乎没有丢失和损坏。在施工方面他们也在很尽力地配合，所以，才呈现出这样一个有质量的建筑。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说的可能比实际情况要容易得多。
【切入正题】
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个项目的？
首先，拿到的是重庆当地的关于“文保”的一些规章制度。可能全国各地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文保条例”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拿到的规定比较详细，这块基地上有八个房子，被分成了三类，原来分类的名字听不太出来应该怎么做，所以，我给它翻译成大家能听得懂的名字：一类就是“修复”；第二类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的”；第三类是“盖的晚，反而质量最差，是可以重建的建筑”。
修缮改造前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安达森仓库）图源：网络
对我们来说，“文保”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呈现时间？”的问题。永远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以前比较多的文保项目，大家总会想把时间锁定在某一点上，是清朝、明朝或者民国？会习惯的认为一个基地理应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可能极为重要，所以，就想把时间停在那个点上。有些项目也许是可能的，但这个基地恰恰就不太合适，实际上，这个基地从1891年到现在，有130年的过程，它在不停地进行着建设。
重庆安达森洋行旧址建筑原貌
刚才讲到，质量最差并倒塌的状况，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一九七几年间发生的。我们认为对于时间的呈现或者保护，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从1891到2020年的整个过程，当然这是一个“概念”，想要把它变成建筑，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面对时间的问题】
如何以建筑重塑时间？
提及时间问题，在建筑里常常会转化成一种风格问题。所以，大多会归于样式，是明式？是清式？还是民国风？这种风格，是在用一个很固定的建筑形式或者语言来描述某一个时代。在这个基地上的房子，也有媒体问到这是中式还是西式？我们今天也说不出来，因为在盖这里的房子的时候，考虑的很可能不是“样式”或者“风格”的问题，而是满足一些基本空间需要的问题。
故宫文物存放于安达森洋行仓库时的场景
这些基本空间，在当时可能主要是当仓库使用，安达森洋行需要一些库房，也需要一些办公，他们当时采用了当时最成熟或者最基本的方式，造价上也可能是用最经济的手段来完成的，比如：屋架，这个屋架是木头的，可是它既不是典型的穿斗，又不是举架。
所以，这里面没有传统的中国建筑符号，可能只是带有一定识别性的搭接方法，其结构性质是一些简单的原始木桁架，这是木的情况；砖是咱们中国的，但是，用砖盖承重墙，在过去的这130年，常常会是所谓西式一点的建筑，所以，我们就把风格的问题搁置了。
空间与结构剖解分析图
【具体的现场工作】
如何在材料与结构之间展开设计？
这就要从原始的材料与结构之中搜集线索。首先，我们的工作是要看现场用了哪些材料，有哪些不同的结构组合方式，怎么把这些不同的材料和结构延续下去。一方面要特别尊重现有建筑存在的状态，另一方面，是不是能把这个基地带进2021年，最终就变成这么一道题。
因为我们不是考古学者，并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是砖墙？一会又是夯土墙？是夯土墙更便宜吗？还是工人更会做夯土墙？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历史显然造成了非常丰富的材料类型在现场的存在状态：这里有砖、有夯土、有木头。石头是重庆红岩，但用的很少，我们估计石材本身属于比较昂贵的材料，所以也只是用来做了个基座，其他地方就没有了。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改造设计模型
我们在继续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决定也用木材，但我们用的实际上是工程木，而不是原木。如果是修故宫，一定会用原木，因为原木的性质远不如工程木稳定，会出现变形、开裂、虫蛀等诸多问题，它作为一个建筑材料合理性已经降低了。除了修房子的夯土墙，我们自己并没有刻意用夯土墙。当然，我们还介绍了两种新材料：一个是种传统材料叫石板瓦，另外一个是钢材。钢材用在了其中三个完全重建的房子上。这样，我们没有把这道题看作是一个风格的问题，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不同材料结构以及建造方式的问题。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结构改造方式设计效果图
这也让我想到，中国整个建筑的现代化进程挺有意思，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把梁思成先生的工作作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先驱，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建造”，他会到各地去跟匠人学习，他记录下来的主要就是“建造”。杨廷宝先生留学回来，开始进行建筑实践的时候，也会跟工匠去喝酒，就为了能够学到房子是怎么造的？但是，他们对空间问题好像讨论的很少，我这么说比较客气，实际上好像并没有讨论。
后来就转变了，好像“建造问题”就不知去向了，大家通常讨论的就是“风格问题”、“形式问题”，所以，通常大家会特别纠结于坡顶该是直线的？还是曲线的？传统上，北方宫殿都是曲线的坡顶，南方民居有很多直线的坡顶。
之后，又有很长时间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不知道建筑传承的点在哪？倒也不是说哪个对或者哪个不对，建筑是由材料、结构、建造和空间这些问题组成的，如果要谈中国建筑的传承，这些东西可能都得照单全收，否则就会出现典型的北京高楼上加“小亭子”里那种很奇怪的建筑。所以，结构、材料以及连带的整个建造问题是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的研究主线。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改造设计图-道路屋顶及墙面改造方式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一共有八个房子，原来现场有不同的坡顶，包括双坡的、悬山的、山墙面很小的歇山等不同形式，有的屋顶上还有突出的天窗等，新建筑得要参与到这个组合中去，也要与周围景观发生关系，就做了三个小亭子，给它一点变化，屋顶是更园林的卷棚悬山作法。除了不同的屋顶形式，也采用了不同的围护体系的，有些完全保留了原来的夯土和砖墙，但空间上全都给打开，1号建筑把原来传统的“门扇”变成了“落地玻璃门”。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改造设计效果图
我们也觉得特别幸运，跟规划部门还有文保部门之间的沟通都比较顺畅。甲方请的古建专家刘建业老师也帮了我们很多。简单的说，我是想留住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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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冬竹对话张永和
一份【隐匿的传承】
时间里的空间踪迹
关于“经历时间”的一次对话
传承，不是只在表面做文章
走进一段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时间经验
褚冬竹（以下简称“褚”）：为什么今天的对话主题是“隐匿的传承”？大致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有意识与某些“风貌建筑”外显浅直白的形式描摹拉开距离，强调对传统文化传承更在形式的背后，理性创新更是实现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二是基于该洋行旧建筑本身隐匿于城市快速发展图景之下，与此相似曾经大量具备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平常”建筑因各种原因深藏闹市，并不为人所发现或重视；
三是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之所以能够在成立，是因当年故宫文物几经辗转在重庆暂时隐藏，抗战胜利后又汇聚重庆再回归，重庆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重要节点，整个南迁过程故宫文物是以极其隐蔽和严谨的方式守护着，这个主题也紧扣着那段特殊而真实存在的历史。
重庆慈云寺、安达森洋行一带（1935年）图源：网络
今天，无论在北京故宫还是台北故宫，我们仍能看到如此丰富的文物，得益于当时的故宫工作人员、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对文物南迁的鼎力支持，这个过程里有着牺牲和隐忍，更有责任和信念。这个层面上，“隐匿的传承”更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
首先，我们从城市入手。今天的城市变化速度是有目共睹，不光是整个城市面积的扩张，更在某些敏感地段或标志性地段，新建的庞然大物正深刻地改变着重庆城市的形象。
海市蜃楼 圣诞结
曾听张永和老师讲过，您是在1976年第一次来到重庆。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张老师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就是朝天门。但今天的朝天门以及朝天门两岸的场景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时代了。今天这八个小房子的整体用地是江对面建筑高度的1/3。在这样悬殊的比例尺度下，因为这个项目再来重庆，跟1976年，正是中国大变革前期的那个时代，两者之间的差别和感受是什么？
张永和（以下简称“张”）：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我很幸运，因为我哥哥去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所以我就留在了城里，随后就到了北京市稀土研究所当学徒工。说起来有点远，但跟我后面做的事会有点关系。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就这样在北京市稀土研究所干了两年。当时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和那些年长的同事关系比较好，他们要来重庆钢铁厂做关于稀土的实验，尽管我什么也不懂，也把我给带上了。从武汉坐船到的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下了船，爬上大台阶，就到了重庆，所以，当时绝对不会有任何怀疑自己已经进了重庆。这就是重庆。
朝天门旧貌（摄影：何智亚）
关于当时在重庆的一些特殊经历：可能大家会比较难想象，就是没吃的，街上的餐馆都是关着门的，时常会关注街上的小道消息，其中有一家店会在中午12点开门15分钟，他们有一批包子，要赶紧冲去排队，晚了也就没了。等店家卖完了，包子铺又关上了门，一个特殊事件就结束了。回头说 重庆这座城市，以前因为山是这么高，房子是这么高，所以我们叫它山城，城上都是房子，但可以透过房子感觉得到山，后来山还是这么高，房子已经非常高了，所以，现在“山”作为一个房子的基座都是“不合格的”。
按照时髦的话这叫“吐槽重庆”，今天刘建业老师带着我们重新走了重庆的老街道和老建筑，我觉得“老重庆”有好多地方还是挺让人欣慰的。
重庆老照片（摄影：何智亚）
比例和尺度的问题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并不是说不能盖高层，但是不是一定要盖高层？怎么盖高层？有没有可能是多层、高密度？山地的城市建设怎么做？都是应该考虑的。比方说把深圳模式搬到了重庆，现在好像是有一套固有的模式，所有地区的所有城市都是适用的，这点我是不接受的。就像现在重庆沿江两岸，我说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
可是真的钻到城市里面去，看到城市中还有好多巷子，在巷子深处，“老重庆”还在，这是万幸了，重庆人肯定特别珍惜，这是不是也是“隐秘的传承”。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希望能再来重庆，还能看到更多的“隐秘的重庆”。
重庆老照片（摄影：何智亚）
保护，就意味着不用给老房子涂脂抹粉
商业，不一定非得跟建筑较劲
褚：重庆最近这些年在历史街区、老旧社区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也正由于城市发展太过迅猛，现在的重庆，正处于一个新旧结合、大小碰撞的时代。去年，我记得跟张老师聊起这个建筑的时候，他也提到，在第一次看到项目现场的时候，虽然房子很破败了，但是台阶、交通、肌理以及周围的植物都还在上面，一下就感觉到好像几十年前的重庆还存在于这个地方。在这一点上，一下就拉出了一个“时间的线索”。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鸟瞰
下面我们就从时间与空间、材料与结构等几个层面来探讨一下这个项目。在去年张老师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时，当时也提到过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和西方人的时间观念。中国人常常会更加重视“时间的过程”，包括不同的节气要做什么事情，吃什么东西。所以，面对我们现在的密度，急剧的想把这些房子快速的聚集到一个点上，有些问题也没有必要绕过去，有些东西是存在的，比如，现在外围的这种空间环境，一下子要去拥抱今天的商业模式。“过去的时间”跟“今天的方式”突然撞击在一起的时候，你现在的感受与当时进入这个场地的时候的感受，直到今天看到自己的作品落在这里，并实实在在的启用了，这之间有没有差别？
张：大家已经在这里看过一圈了，也可能会发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中国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比较深刻的意识到，“文化”和“商业”并不一定是一种冲突状态，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冲突，但是，它没有必然的冲突。
修缮后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_角楼咖啡馆
我们喜欢去的一些地方，之所以它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去看，是因为看到一个“环境”，“环境里”有那种“时间的连续性”。所以，我们希望在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做的是“很新的房子”跟“老房子”可以有很好的融合，让老房子也可以有比较好的保护和使用。保护，就意味着不用给老房子涂脂抹粉。所以，“修旧如旧”这个词儿，现在说的倒是挺多的，但常常是做旧。比如：江浙两省有做电影布景的人，他们会修一个新的旅游村、电影村，真是“修旧如旧”到出神入化。老粉墙不是白的。过了100年的粉墙我们也觉得是白的，而实际上是“黑的”，因为它发霉了，可是它质量特别好，不会剥落。这些舞美也会把这种黑粉墙准确地画出来。可是，咱们现在说的是一个更真实的建筑状态，所以，并不是要做一个简单的布景。
修缮后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关于商业，其实我也不懂，我想“消费”总是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消费主义”只有“多样”和“变化”，你才会消费得更多，但现在消费的“同一性”特别强。今天上午刘建业老师带我们去了重庆山城巷，里面有好多小店。我们坐在一个和摄影有关的咖啡馆里，我也觉得非常好。可是我觉得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千万别成了山城巷，因为重庆不需要两个山城巷，而且山城巷有的资源，咱们这儿没有，咱们有的资源山城巷也没有，所以，别做着做着就一样了，甚至，买的纪念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保护文化，就是要保护一个具体地方的独特资源，使它更具有商业价值。所以，现在看这个房子我觉得可能已经被过度的装饰了，但昨天我们跟我们的业主融创中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也达成一些共识，接下来可能还会对项目做一些修整，也会做点简化。
修缮后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纪念馆”三个字，不应该变成一个仅是吃喝的地方。可能有一些东西，于教于乐，用一种有趣的方式，使得人可以从中学到一点关于我们文化、历史甚至关于时间的东西。
从纪念馆内部的使用来说，我相信它一定会变的，有些空间现在看上去使用的情况并不明朗，可是我希望在明朗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太跟建筑较劲。比方砖墙、夯土墙也好，就别使劲再往墙上贴东西，那“墙”是建筑，尊重它，让出来一点，然后看空间需要怎么用？
修缮后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我们很尊重跟业主的交流，如果需要我们一些建议的话，我们会帮助他们。其实，我们最不擅长的就是批评，一旦开口，有时候说的也没轻没重，但是，如果出主意、出点子，不敢说一定有好的，但我觉得责无旁贷。有时候可能工地上一个电话来了，说哪儿又做错了，不管是什么情况，原因是什么，工地是不能停下来的，给你半天的时间，你给我们想个办法，然后，最好这办法不花钱（哈哈）。有时候想得出来，当然常常想不出来，总之就是这样，我们一天到晚在做该做的事儿。
褚：这一段特别强调了建筑师的特点和责任。除了前期的创作还有后期的创作，它包含着对最后作品的打磨与使用，张老师原来也说过，建筑其实就两件事儿：怎么造的问题与怎么用的问题。
平面是“空间组织”，剖面就是“结构”
建筑师要面向场地的综合问题，并一起解决
褚：这里的八个建筑，一共分为三类，其中有四个是建立于台阶之上的。这三类建筑其中有一类是“文物保护建筑”，另外一类是“优秀历史建筑”，还有一类叫“传统风貌建筑”。我们现在在讨论的空间就是“文物保护建筑”，恰恰是这一类建筑，这四栋房子恰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山墙进入。在这里建筑师“直觉”就出来了，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老房子的剖面，那么，请张老师讲一讲山地建筑对于剖面的重要性？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建筑高程关系效果图
张：我刚才想起一个故事，来给大家讲讲，就是建筑师和自己盖的房子之间的感情，当然我并没在现场看到。大概20世纪的八十年代，贝聿铭先生设计的香山饭店开幕，当时他和他夫人都来了，现场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第二天开幕，头一天现场一片混乱。贝先生和贝夫人都比较正式一点，贝先生西装笔挺，贝夫人穿着旗袍，他们俩永远就是这样。听我父亲讲，他们一看当时的情况，贝先生在负责拖地，贝夫人擦窗子，还是他们平时的样子，在那“大干特干”。为什么要说这个，并不是说他干了多少，他也许就擦了一小片地，但这都没关系，你可以想象到他为什么后面那么伤心。
贝先生跟我父亲是朋友，所以我们那时候接触比较多。他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香山饭店，我们倒是去过几次。有一次我们去香山饭店，看到了大堂里挂着很多德国啤酒节的小旗子，贝先生如果看到这个情景，当场就得“晕过去”。也是希望非建筑师人士，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心情，也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苛刻、这么矫情。
再说到剖面，建筑师有一套思维方法，这套思维方法跟我们使用的工具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建筑师在画图时，会把建筑拆解成平面、剖面和立面。立面，常常是跟“建筑形式”发生关系的，平面是“空间组织”，剖面就是“结构”。
基本剖面（张永和绘）
有一张图在褚老师《时代建筑》的文章里有，我们把所有房子的剖面都摆在了一起，找出里面有规律的东西，坡顶挺有意思，一会儿比较陡的，一会儿比较缓的，有天窗的，没天窗的，进行了一次比较仔细的研究。这样，也使我们对所有的建筑，通过一个个的剖面有一个认识，剖面在山上连起来，“地形的剖面”加上“建筑的剖面”，整体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态度。“剖面思维”就是建筑师的思维。
剖面图
我有一个偏见，还没有彻底的“抖出来”，我现在认为建筑学有着一个自己的核心，刚才我也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提到几次了，因为它有一个核心的知识和思想方法，“剖面”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想跟大家讲，我们关注的问题，尽管有时候听起来跟别的领域是重叠的，像结构、材料、空间等等，但是关注的方式不一样。建筑就是要解决问题，真正把一个建筑做好，就看是不是能把这些问题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我们永远要把这些问题给组织在一起。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像比较有理论的名字，称之为“本体建筑学”。我和我妻子鲁力佳经营着自己的实践“非常建筑”，基本上我会是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
简化与变化之中的结构体系
古建筑的修复，要适合今天的使用
褚：在建筑整个场地流线中，一部分建筑是拆了重建的，因为它们的保护级别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是原来已经坍塌的那一部分，后面那一部分还是保留了旧的，进行了加固或者替换，这两种结构的选择都很重要。对于这一组建筑来讲，可能就变成一个主体问题了，如果放在一个大房子里，可能就是一个细节问题，选择这种多级撑杆的结构方式，跟前面的那样一个旧的结构方式，这个选择的过程能否分享一下？
张：这个项目涉及文保建筑，我们选择还是选择继续用木头。谈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木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滥伐森林。工程木具备的质量，是传统木料所不具备的，又因为不需要用完整的大木材做原料，在环保上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所以，现在世界各地都在用各式各样的工程木。像挪威这种国家，专门会有做木材的树林，比普通树林的密度要高一些。因此，我们觉得应该用工程木，而不是用实木。关于实木，我们在必须要的时候也用，但是会变形开裂，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工程木就没有这个问题。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屋面细部
至于形式层面上，我们觉得挺有意思。中国其实有一个结构传统，原来不是用在建筑上的，而是用在造桥上。就像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它的好处是可以用比较短的木材做出一个大跨越。这个原型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尽管并不是很小的木料，可以说是一个“简化版的虹桥结构”的变化。是简化，也在变化，从而形成的一个结构，是一种不完全对称的状态，这样就可以发挥胶合木（即工程木）的能力，同时也跟100年前的木结构之间形成一个对比。面对这个项目的形式问题，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系，在不同的空间里都用了这个体系，但是每个空间又是不完全一样的方式。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改造建筑的木桁架结构
褚：选择这样的体系，在这个方案论证评审的过程中，有没有争议？
张：这还真没有，可能是因为建筑的外面完全没动。我们发现重庆应该已经积累了好多修复古建筑的经验，我并不知道那些建筑里面是怎么样一种状况，现在古建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适合今天的使用。在跟原来的结构体系不冲突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够做得到，因为开放的库房便于灵活使用，即在保护基本的空间格局、结构体系和外貌的基础上，在里面是可以有其创造性的。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角楼咖啡与主题邮局 圣诞结
实践，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好像是转了一圈
“根”在哪儿？“起点”在哪儿？
褚：非常建筑工作室，见证并参与了整个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室，更代表了从不同角度摸索的一种经验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建筑到底应该怎么做？建筑师如果以产量来考虑的话，很多设计公司都经历了那一个黄金时代。非常建筑工作室，恰恰在那个时代是从最基本的建造、最基本的房子起步的，甚至有些可能还谈不上是完整的房子。关于建造，关于环境，关于对社会的回应，这几十年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变化？
张：肯定是有的。到目前为止，我对建筑的认识“好像是转了一圈”，一开始对空间明确有兴趣，对形式有些兴趣，但对材料、结构还不入门。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稀里糊涂地就开始做了，越做就越是觉得有很多事情不太清楚。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保留青石大台阶（新老建筑分布左右)
非常建筑，从1993年春节在北京开始的，有一个朋友上门找我们在汕头那边做一个娱乐城的项目，后来才发现是个赌场，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污点（哈哈）。就这么开始了，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从一开始盖不起来到能够盖起来，这个过程中也不只是埋头去做，也总在想建筑实践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2005年，我去麻省理工教书的时候，就有一个“恶性爆发”，觉得要关注社会问题，也要关注环境问题和技术问题。当时，运用计算机的不多，也会觉得很紧张，总是跟不上。系主任当了五年，那段时间一直很焦虑，我有一个反思，我觉得不是这些问题不对，这些问题都对，但是“根”在哪？“起点”在哪？我刚才讲的所谓“本体”，就是我做建筑的起点，后来就决定不忘初衷，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屋面出檐
现在的话，心里稍微的踏实了一点点，觉得我要站稳立场，把建筑师特有的知识尽可能的带到一个项目里去。所以，现在我也不那么怕跟业主讲空间、讲形式，以前不太敢讲，因为我讲的形式，可能跟人家想的不一样。业主也许不需要我们这样的服务，如果他需要，这正是我们最会做的，我们也可以拿出最好的方案给他。
褚：1993年，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节点，回国之后开始接触建筑实践到事务所的起步，再往前推，就是你在美国的那一段经历。
张：我干脆把我的“老底”给大家捋一下，我是1984年在旧金山念完硕士，念书的时候就给一个建筑师打工，他是一个很好的建筑师，是个华人。中国有一种人是最聪明的，不是重庆人，也不是北京人，是广东上海人，比方说，出生在上海去了香港。我那个老板就是上海广东人，所以他设计做得很好，可是他太聪明了，因为建筑不需要那么聪明，于是他用多余的智慧和能量去做了开发商。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可是我们也都不用画图。他做酒店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个原来已经设计好的酒店的图，用复印机复印，把平面剪了拼了一下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城市的酒店。
褚：当时这件事情您觉得做的对还是不对？
张：当时觉得如果我要是再拼复印的平面，就会对建筑彻底失望了。正好有一个机会回到我在美国念本科的母校（波尔州立大学），它在中西部的老玉米地里。我说的并不是任何夸张的描述，实际上真是老玉米地里一个小镇上的学校，我就去教书了。从此以后，我就开始自己琢磨建筑，也就是自己乱画，那是在1985年，从1985年到1992年间，我一直在做这个，一开始我画的还挺高兴的，也会参加一些竞赛。我画了好多小住宅，因为这种画不需要有业主，有时候画一个卧室，有时候画一个餐厅，也都是自己画着玩，就这样画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我们有一本书《图画本》，里面大都是那个时期画的纸上建筑，但后来就开始不满足了，就特别想盖房子，那种欲望非常强烈，我不会抽烟，那种感受可能跟一个人特别想抽烟时的难受是一样的。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后来，我跟鲁力佳拿了一个旅行奖金，就去欧洲转了一大圈，后来想家，就回北京过春节，之后准备再回欧洲继续旅行，那是一年的旅行奖金。当时也在想之后会有人找我们盖房子吗？
褚：当时在那个状态下，您对图面已经很熟悉了，当时也拿一等奖的国际竞赛，主要是以图取胜，因为没有实践，也并没有去触及到真正建造过程中一些实际问题。如果您和鲁老师那个时候有做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机会，可能会从哪个方面切入？
张：我真的不敢保证我会做这道题。那时候我对美术很感兴趣，例如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那时候还没有数学透视，又如现代代概念艺术。如果是在1993年，那会儿可能会沉浸在更多的概念思维里面，根本不会讨论今天这些本体问题。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文化大讲堂
褚：这让我想到了前几年非常建筑的一个展，展的名字叫“唯物主义”。您年轻的时候，像是一段由图像构成的“想象力世界”，现在可能从“设计的视角”和“物的角度”来讨论，同时，您作为几所大学的老师，从北大到MIT、同济大学的一段时间的跨度，这其中的转型和思想上的变化有哪些？
张：这是很不一样的话题，我自己好像反而没有想得那么清楚。最近有两篇文章，一篇《时代建筑》上的一个对话，跟我的一个北大博士生王志磊，从我1985年教书开始整个捋了一遍。其实，我在教学上以及对整个建筑教育的认识，比我对待建筑实践态度的更保守。当时北大整个硕士课程是我设计的，怎么去解决学生建立不起来对盖房子认识的问题？第一年的课程就让学生动手盖房子。最近还有人问我，说你要求学生盖房子很好，让学生一下就接触到建造，但能不能不要干一年那么久？其实参与建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生建立起一种不同的时间概念。设计加盖房子，一年的时间算是快的。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紫禁书院
北大第二年的建筑课程是关于城市问题，开始研究北京，北京的道路宽度、街区尺寸，等等。到了麻省理工，也是北大的翻版。麻省理工在美国的东岸，本来这所学校在美国东岸的教育文化中是是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大学的背景，而是工学院的背景。但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麻省理工的建筑教育越来越接近其它学校，就是特别强调要把一个人教育成为知识分子。这点原则上我是认可的，但是，用文、理科的方法教建筑学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认为建筑学生就是要学盖房子，要把房子盖好作为最终的目标，不能只谈理论。典型的东岸教学思想就是理论在上，实践在下，从上到下，实践只是为了说明理论。
我的建筑教育模型是：从实践出发，转一圈，中间有理论，也有其它学科的东西尹进来，最后再回到实践，所以，实践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从一个建筑师盖的房子，就知道这个国家对建筑学的认识，所以，房子盖的比较好的国家，恰恰都在教育中对建筑的核心问题比较关注，而且建筑、结构、甚至设备学科，在教育过程之间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像日本、瑞士等。
建筑跟钱会有关系
更与建筑师的技能有关
褚：我们常常把目光投向发达国家。我前年去孟加拉参加亚洲建协会议，最大的收获是震惊于相对贫穷的国家里面的现代建筑，不仅设计的好，而且施工也好。尤其是清水混凝土这种现代建筑的质量，可能远在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之上，但这些国家整体收入、财力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一个房子的好坏，跟资源不是100%的挂钩。举个例子，当时我在麻省理工教书的时候，教过一门课，要求学生用1000美元的总造价，当时可能合六千多人民币，设计一个房子，当然并不是在美国本土，所以，我们叫它“千元宅”。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主题邮局
当时，正赶上汶川地震，水晶石的卢正刚先生赞助，灾区有一家人就把我们一个学生的设计给盖起来了，后来算下来，当然可能不止六千块钱人民币，大概有两三万，平摊到90平米的面积上，还是很便宜的。如果看那个房子的平面，可以说是“非常建筑”的，因为这个房子的建筑空间组织无论使用上还是形式上都很讲究的。但也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屋顶用的彩钢板，这种材料保温、隔热以及结构都非常好，但当时只有天蓝色的，我们都觉得非常接受不了。我的学生们和我一样，都是学院建筑教育的产物。但后来也只好妥协了，所以这个房子有一个非常讲究工整的平面，和一个鲜艳的蓝顶。
也就是说，在造价限制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牺牲一点颜色审美，但不能牺牲建筑思维。建筑的思维方式是特别宝贵的，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另一个层面，就是精致问题，房子或许不是很细，跟钱有关系，但跟建筑师对建筑的认知有着更大的关系。一个房子，真正把建筑的基本知识运用到家了，粗就粗点，我觉得根本不是问题。
褚：所以，这里面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其社会背景、环境以及经济问题。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角门
山城就该有山城的样子
历史就是文化，文化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褚：请张老师对重庆的建设提点建议。
张：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条件，加上不同的建筑师，决定了建筑与城市的多样性。但刻意地追求建筑外形的变化，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同时，我们关心的应该是建筑的基本质量，其中包括了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吻合度。
修复过的山路 圣诞结
当建筑师还是挺难的，不说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可是说多了有时候也是问题。刘建业老师今天带着我们转了一圈，我不能说是重新认识了重庆，这会有点夸张，但是，是我重新认识重庆的一个开始。我看到了重庆的历史，对我来说历史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几百年、几千年一个数字，更不是一段话，也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
其实，我原来也有点了解重庆，老重庆没有想象中“被干掉”那么干净。今天重庆是一个有着更大活力和潜力的城市，因为它等高线的变化，从上面看得到底下的人，一抬头又可以看到上面的人，极其丰富的城市空间体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等，这些也只有山城才有。
重庆这道设计题，简单的说，就是要做出使重庆比现在更山城的建筑。如果把精力投入到盖每一栋房子时，都去考虑它如何能为山城上下起起伏伏做出贡献，我觉得那栋建筑就是重庆建筑，隔壁的成都就不可能有这样一栋建筑。
张永和（左）与褚冬竹（右）在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对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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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冬竹【嵌套的时间】
嵌套的时间记忆里
要面向历史与文化
文物，需要一种自处方式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反倒是一种延续之上的创新，有点跳脱出原有的框架，作出一个当大的改变。保留了一种气息，但形式上它又不拘泥于过去的某种形态。
地产、商业、文化、历史共同放置于一块地上，需要一种新的路径，这就需要我们从创新的、当下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但建筑并非要重写一段历史，而是要把历史以及某个时间节点的“事件活化”，成为一个新的“场”，要更加符合城市未来发展以及当下生活的需要。这个项目邀请张永和老师来主持设计，恰恰为重庆这个城市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但也许并不是标准答案，一种可能性的发生，会让政府、学者、市民感受“文化传承”也可以以这种方式展开。
片区周边原民居步道速写（已拆除，褚冬竹绘于1999年-左） 从步行道向外观看城市（右）
对这个项目而言，选择建筑师是关键。张永和老师在1993年开始在国内成立自己的事务所，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体验”，作为建筑师的长成也是显性的，所以，这个作品里他的“功力”是能被大家看到的。一种“日常而不平常”的建筑态度，再加上他本人又是在北京故宫边上长大，又是建筑家族的世家传承基因，以及他跟故宫博物院老一辈管理者的渊源，单霁翔也是他的朋友，更早他的父亲张开济先生等诸多层面的关联，这个项目选择张永和老师来做就更有文化传承但又不失创新的意味。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在某种意义上，越是要创造，越是不甘心去延续一个东西，想要去创造一点什么，但这种创造也有点不太能讲的清楚。这一次的创作，有原有文化的“氛围”和“意味”，但形式上也并不违和，也可以适应当下重庆的状态，情感上的某种链接，把故宫、文物、纪念馆几个关键要素通过建筑进行了一种新的表达。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角楼咖啡
这里面，还有一些是非技术性的实现。比如我们会看到有些外国人学习水墨画，会苦练水墨意象、书法结构，但他的水墨画总是少了一点“中国的味道”，而恰恰是这点味道，也是中国的，也是中国文化的，也会从属于地域。就像西方人看中国人画油画一样，西方会看得出其中的区别，也有点像“文物鉴宝”，新的可以做的很旧，但会看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新的，可以说是一种基因，也是传承，也是内心结构里流动的气味。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紫禁书院
语境的形成跟地域、环境有关，北京有北京的味道，上海有上海的腔调，建筑里的味道和腔调是需要有基因联系的，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就会有这个地方的习惯、口音、状态。正因为是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如果我们来选择一个外籍建筑师或者重庆建筑师去做，也许也能做的不错，但似乎又少了点“故宫”的联系。
“文物”与“事件”
走进时代的连续状态之中
这个项目本身不像佛光寺大殿，“殿”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文化遗产，延续了重庆本土的风格或传统制式。湖广会馆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会馆，在2000年以前湖广会馆基本上也都坍塌了，再加上一些混居的居民住在里头，这种事情在当时的重庆还是比较常见的。
历史建筑或者文物建筑有两类，一类是它本身的建造的特点和时代意味就已经摆在那里了，我们的传统建筑里存有极高的建筑成就，没有了“文物”，可能这一种建筑类型我们就没有了；还有一类就是历史性大事件的发生场，如果没有事件的发生，这一类型的房子估计也早就没了，或者根本算不上遗产，这两类不同的建筑都可能被列入文保。
修缮后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鸟瞰
前段时间，我去四川巴中恩阳古镇，里面短短数百米古街，好几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则是因为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宣布在这里成立、开大会、情报交接等事件在这里发生，但其实就是一个四川川北的民居小茶馆，房子本身并不具备全国文保，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大事件，走几十米之后，可能又是一个全国文保，这就是事件引出的文物。
关于文物南迁，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极其正确的，但那个时候谁也不是预言家，在日本还在骚扰东北的时候这个决策就已经诞生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类型的建筑是可以有创新的，因为它的历史价值并不是“仓库本身”，而是“文物南迁”这件事。
文物南迁也是一次创意
更是一次战略选择
“南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创意”。是件很沉重的历史，换个角度讲，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意识和认知，要把这些文物移走，也是一种战略转移，那个时候七七事变在北平发生，这也是一种对于“文化的决策”，它的“起点意义”从一定层面是大于它的结果的。包括部队、专家以及故宫博物院当时的负责人，甚至是四川、贵州地区的普通老百姓，都为这件事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一种设计，也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战略转移及规划。
故宫文物迁运路线（图源：网络）
当然，南迁的路线和可歌可泣的人物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讲，它的启发就在于当你面对一个“潜在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你的作品是几年以后再呈现的时候，你能不能预判你的作品迈出哪一步？你往这个方向迈？还是往另一个方向迈？这件事情不管现在多么热闹，它毕竟就是城市当中一个微小的点，这个点的价值如果仅仅是几栋房子，北京博物馆纪念馆就更多了，可能多一个少一个，并不是重要的事。但对于重庆而言，选择方向、选择起点，选择态度，就会变的极为重要了。重庆在二十世纪这一段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历史记忆，在文化层面才刚刚开始显现属于这个城市的力度。
故宫文物装箱南迁，一万九千多箱国宝文物迁徙大半个中国（图源：网络）
重庆过去的100年，决定了今天的重庆，也是距离我们更近的一段历史，不仅仅是“文物南迁”，另一件大事是“西南联大”、“高校西迁”。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文化的重塑与中国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场国宝长征-故宫文物的南迁
我们说到“保”，就是保两件事：一个是保我们有形的历史留下来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没了，只能凭文字描述。否则以后我们要说历史，连个证明或许都没有了，或者只能到日本、英国的博物馆里去看，这肯定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另一个就是对“人”与“事”进行保护，收缩到建筑师的视角，我挺关心怎么创新？因为它必须创新，如果它不创新它就变成佛光寺大殿，但把佛光寺的某个角换成另外一种结构形式，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南迁本身就是个文化事件，南迁文物纪念馆是对于这个时间节点特定事件的记忆和文化空间载体。建筑把时间悄无声息的放进来，用材料的建造手法把整体空间气息绵延在每一处，有形的建筑塑就了一种有形的文化。
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访谈
我们这个时代，正处在新与旧的激变和转化状态之中，如果你把当成一个由外而内的、一种叠加上去的任务，这件事情可能做不好，因为我们谁都没有上帝视角，我们都还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之中。现在的我们，像是在一个洞穴里面，我们正在探索着洞穴里哪一个口能走出去？可有时候走了三天三夜，发现这是走不通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大的一个视野，每个个体在洞穴当中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在这样一个时间边界，我认为可以有更多层面的探索，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大师，可以另辟蹊径，也可以在小道上多走走，从而发现一些新的路径，不然其他的路径是极有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的。
关于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一份来自融创中国城市寄语：此次，融创中国在重庆进行这样一次文物的保护与修缮，不仅仅要考虑文物在当下文化实现方式，也要考量对话历史的更加具体的讲述方法。文化，是一种关系，文物，创建了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文化载体。在故宫的大课题之下，关于历史重塑的写法上，我们更重视的是一种历史的城市观，历史如何通过建筑与空间的构成方式，给予传承，从文化与历史之中，为当代寻找一份城市精神文明新给养。本项目，“以文化为引，以历史为据”，空间功能上承载了“学”与“研”的功能，绵延了历史，走进时下的空间，建立了文化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融创在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内，特设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研学课堂、文物南迁主题邮局、故宫书吧等业态，不仅实现了建筑意象的当代叙事建构，也把其关联的内容融合于空间未来的运营主体之上。城市文化，应该是带有生长性的，城市历史，也可以是属于当下的，中国文明，需要我辈传承。涌动的潮流之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份文化的纪念，以此纳藏关于中国时代变化的声音。
本文图片由融创重庆提供，部分图片来自非常建筑事务所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