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通过“俗”文化的渠道在民间广泛流传。杜宝《大业拾遗录》称，隋场帝观看水上杂戏表演，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刘知几《史通》卷五《采撰》称，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中有：或诞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句子。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说话”艺术进一步兴盛，出现了“说三分”的专门科目；金元之际，三国故事又大量改编为戏剧。在流传过程中，三国故事内容不断丰富，艺术性日趋完美，终于由罗贯中集其大成，雅俗兼收，写成了不朽名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成书后，由于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无可竟争的影响力，十分自然地成了进一步衍生三国和诸葛亮俗文化现象的基地。
《三国演义》虽号称“七实三虚”，但它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为基础衍生出的诸葛亮文化现象与以《三国志》为基础衍生出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就有很大的差异。《三国志》是在述史，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典范，主要是以“立德”为人们所称道的。
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从宣扬正统儒学纲常名教的需要出发，树立了一批符合封建忠、孝、节、义规范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从单个形象而论，其忠孝节义虽不及诸葛亮全面，但确实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有的人物形象还相当突出，这不能不使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形象有所冲淡。比如，在仁德问题上，《三国演义》突出渲染的是刘备，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史略》）。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形象是逊于刘备的。
《三国演义》以“仁德”塑造刘备，以“奸诈”刻画曹操，以“忠义”突出关、张，而把诸葛亮塑造为智慧的化身。本来三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军事斗争贯穿始终，政治、经济、外交、用人、行政等等都是围绕如何赢得战争来进行的。《三国演义》自然也是以描写军事战争为重点。
既然《演义》确定把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来塑造、而描绘诸葛亮在立法施度治理国家、用人行政赏善惩恶方面如何多用智谋是有困难的，搞得不好就分不清什么是堂堂正正的智谋，什么是权诈。只有军事斗争是堂而皇之斗智的最好场所，作者可以在描写军事斗争中为渲染诸葛亮之智谋发挥充分的艺术想象力。陈寿评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历史上的诸葛亮在指挥军事斗争中主要靠军队素质和战术取胜，少用奇谋本是事实；但《演义》却按照既定模式在诸葛亮军事斗争的“奇谋”上大做文章，越写越神，终于达到“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程度。
但是，人民群众更乐意接受的是艺术形象的诸葛亮，是作为“神”的诸葛亮文化现象。研究一代贤相诸葛亮的道德规范和为政之道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没有多少戏剧性的情节可供渲染；而《演义》中能掐会算、呼风唤雨的诸葛亮则可为人们津津乐道，绘声绘色，衍生出越来越丰富的文化现象，来满足人们不断丰富物质文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