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7年，丹尼尔·埃弗里特携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来到亚马孙丛林中皮拉罕人的部落，他想要传教，改变皮拉罕人的宗教信仰。但他发现皮拉罕语违背了所有现存的语言理论，并反映出一种远离当代认识的生活方式。例如皮拉罕人没有记数系统，没有统一的颜色的称谓，没有战争和个人财产的概念，没有过去与未来，完全活在当下。埃弗里特开始痴迷于他们的语言、文化，并沉溺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他最终失去了传教的信念。
这本书是埃弗里特30多年客旅丛林的生活记录。埃弗里特以放弃现代文明生活的代价换来书中与皮拉罕人一起生活的奇闻轶事。同时，这本书也是对现代语言和文化的和探索。
1977年12月10日，坐标巴西，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我们坐在美国语言暑期学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以下简称SIL）提供的一架小型六座客机上等待起飞。飞行员德维恩·尼尔（Devin Neil）正在做飞行前的最后检查，看装载是否平衡。他步行绕机一周，评估其外部受损情况，并从油箱中抽取一小瓶燃油来检验。他还检测了螺旋桨的性能，看其是否运转正常。多年以后，这样的仪式我早已司空见惯，像每天刷牙一样习以为常。但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颇感新奇。
在起飞前，我开始拼命想象皮拉罕人的模样。这个亚马孙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该如何与之共处？我需要怎么做，该如何行事才算妥帖？他们第一次见到我时会有什么反应？我又该如何回答？我脑补着各种可能的画面。这个我即将见到的族群，与我们有诸多不同，有些我可以预料，而另一些则恐怕不能。实际上，我不辞辛劳，远赴万里之外，绝不仅仅是为了见他们一面而已。相反，我身负传教的艰巨使命。我受聘于美国福音派教会，负责给亚马孙流域的皮拉罕人“洗脑”。我要说服该部落的人信仰上帝，像我们一样接受基督的洗礼和教化。尽管我从未见过皮拉罕人，对他们知之甚少，但我依然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他们。而这，正是绝大多数传教工作的要义。
德维恩坐在驾驶舱里，我们低着头，听他祷告，祈福此次飞行平安。接着，通过敞开的窗口，他朝机舱外大喊：“注意避让！”随后，他启动引擎。发动机预热完毕后，德维恩用对讲机中向波多韦柳港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汇报——波多韦柳港是巴西朗多尼亚州的首府，以这里为中转基地，之后我多次往返亚马孙流域。得到相应的指令后，飞机开始滑行。跑道上瞬间尘土飞扬，德维恩顺势加推引擎。飞机呼啸着腾空跃起，砖红色的瓦砾跑道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我们身后。
在我们下方，这座城市的大片空地逐渐被丛林取代。波多韦柳的旷野渐渐消失，树林变得越来越密。风景已然改变，飞机越过浩瀚的马德拉河，地面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郁郁葱葱的树木如花椰菜般向四面八方尽情生长。我不由地浮想联翩，树林里都有些什么动物呢？如果飞机掉下去，我们不会被美洲豹吃掉吧？曾有不少报道指出，许多坠机事故的遇难者并非死于事故本身，而是死于丛林里的野兽袭击。
我即将见到的皮拉罕人神秘而特殊。我对该族群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语言异乎寻常。研究他们颇具难度，不少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都望而却步。他们的语言与其他人类语言毫无关系。而我对皮拉罕语的了解也几乎只是皮毛。我仅仅从磁带上听过其发音，看过一些语言学家和传教士对它的研究而已。皮拉罕语跟我听过的任何语言都截然不同。显然，掌握这门语言是我首先面临的一大难题。
随着飞机不断地爬升，冷风逐渐从我头顶上方的小通气孔灌进来。我调整了一下坐姿，努力让自己更舒适一些。我把身体向后靠，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以及这次旅行的目的与其他人有何不同。飞行员只要完成他的日常工作，就能及时回家吃晚饭了。他的父亲也随同而来，就当做是一次旅行。传教机构的机修工唐·巴顿（Don Barton）也陪我一起来了，他正好可以度个小假，从平日里枯燥繁忙的维修工作中得到暂时的喘息。只有我一个人任务艰巨，朝着余生将要致力的工作和事业而去。我将见到那些我打算与之共度余生的人，我希望能带着他们走向天堂。要做到这一点，我首先要学会流利地使用他们的语言。
接近中午时，飞机开始受到上升气流的猛烈冲击，在亚马孙流域的雨季，这很常见。晕机，这一更为紧迫的问题粗鲁地打断了我的幻想。在接下来的105分钟里，我们在森林上空飞行，微风吹来，我不禁感到一阵恶心。我不停地搓揉小腹，努力不让自己吐出来。德维恩递给我一份金枪鱼三明治，上面铺满了洋葱。“饿不饿，要不要来一块？”他体贴地问道。“不用了，谢谢。”我答道，一股酸水在口中不停地打转。
接着没多久，我们来到了波斯多诺沃地区附近的皮拉罕村，飞机开始绕着跑道盘旋，这样飞行员就可以巡视周边，找个合适的地方降落。这一举动使我的胃翻腾得更加厉害，为了不让自己吐出来，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在着陆前，有几个时刻简直黑暗到极点。我甚至忍不住想，宁可飞机坠毁爆炸，也比被晕机症状折磨得死去活来要好。我承认这种念头很短视，但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两年前，史蒂夫·谢尔登(Steve Sheldon)、唐·巴顿以及美国教会的一些青少年已经在丛林中修了一条跑道。要在丛林中开辟这样一条飞机跑道，首先要砍掉一千多棵树，并且要把它们连根拔起，否则树桩烂在地上会使周边的泥土松软——如果这样，飞机降落时容易失去支点和重心，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把树根清除后，要在方圆几米内用泥土填补留下的空隙。然后还要在没有重型压平设备的情况下确保跑道水平。如果这一切都搞定了，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步：把跑道弄成9米宽、550～650米长。我们马上要着陆的跑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降落那天，跑道上的草大约齐腰深。我们无法知道草坪上是否有原木、狗、锅或其它可能会损害飞机，伤害我们的硬物。德维恩已经在跑道上空“嗡嗡”地绕了一会儿了，他希望皮拉罕人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史蒂夫曾向皮拉罕人解释过，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应该立即跑出去，检查跑道上是否有危险的碎石（跑道中间曾有皮拉罕人建了房子，为了让我们顺利着陆，房子被拆除了）。果然，几个皮拉罕人走了出来，他们离开跑道时，带走了一些虽然细小，但却足以让飞机侧翻的树枝。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安全平稳地着陆了。
飞机停稳后，丛林的湿热扑头盖脸地朝我袭来。我眯着眼走出机舱，感到一阵头昏眼花。皮拉罕人围住我们大声地嚷嚷，他们微笑着，显然是认出了德维恩和唐。唐用葡萄牙语告诉它们，我想学习皮拉罕语。尽管皮拉罕人不太懂得葡萄牙语，但它们也似乎明白了，我是来取代史蒂夫·谢尔登的。谢尔登上次离开时，也用皮拉罕语向他们解释过我的来意，他说将会有一个矮矮的、满头红发的男子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还说，我想学习他们的语言。
在前往村子的路上，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沼泽。沼泽中的水温热、浑浊且漫过膝盖，我扛着物资在其中行走，担心会有东西咬伤我的脚踝。在雨季快结束时的麦茨河洪峰中，这份忐忑是我初到皮拉罕村时的独特体验。
我第一次见到皮拉罕人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们很快乐，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没有一个人面色阴沉或沉默寡言。他们也不像其他文化中的人那样，遇见陌生人时通常会表现出排斥和距离。他们热情地和我们说话，向我们介绍他们认为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头顶飞过的鸟儿，他们狩猎时常走的道路，以及村里的小屋小狗等。一些男人戴着印有政治口号和巴西政治家名字的帽子，穿着亚马孙流域的商人卖给他们的浅色衬衫和运动短裤。妇女们都穿着相同的短袖上衣和长度略微过膝的裤子。这些衣服最初都颜色不同、图案各异，但现在都被他们小屋里的灰尘染成了棕色，变得脏兮兮的。不满十岁的儿童在村子里赤身裸体地跑来跑去。每个人都在欢笑。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轻声缓步地向我们走来，仿佛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新宠。我从未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温馨的欢迎仪式。人们纷纷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虽然大部分我都没能记住。
穿着相同短袖上衣和略微过膝的裤子的妇女，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快乐
我记住的第一个人是科西欧（Kóxoí）。在一片右边有条小路的宽阔干净的空地上，我看见他头顶艳阳，正蹲着用火煮东西。科西欧衣衫褴褛，穿着破烂的运动短裤，光着脚，没有上衣。他很瘦，身上连块肌肉都没有，深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是皮革。他的脚掌很宽，脚底起了一层厚厚的、仿佛坚不可摧的茧子。他抬头看了看我，然后叫我到他那里去。那是一片被太阳烤得炙热的沙地，他正在那里烧的东西，像是一张大老鼠的皮毛。晕机带来的恶心感还未消退，烧焦的动物皮毛的气味成为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忍不住干呕起来。这只动物一直在滴血，它的身上满是泥灰，舌头悬挂在牙齿之上。
我把手放在胸口，向他说道：“我叫丹尼尔。”
他辨认出这是一个名字，作为回应，他立即也摸着胸口，并说出了他的名字。然后我用手指了指他正在焚烧的动物。
“Káixihí.”他心领神会地回答。
我立即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同时心想，天哪！难道是9公斤重的老鼠汉堡？）谢尔登曾告诉我，皮拉罕语是有声调的，就像汉语、越南语或很多其他语言一样。也就是说，我除了要注意辅音和元音外，还得仔细聆听每个元音上的音调。我得好好说这生平第一个皮拉罕单词了。
接着，我俯身捡起一根木棍，指着它说道：“Stick（木棍）。”
科西欧笑了，说：“Xií.”
我跟着说：“Xií.”然后我扔掉棍子，说：“我扔掉了Xií。”
科西欧看着我，想了一下，然后迅速地说道：“Xií xi bigí káobíi.”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棍子它地上掉了。”
我复述了这句话，并拿出口袋里的本子和笔，用国际音标把它们记了下来。我把“Xií xi bigí káobíi”翻译成“棍子掉到了地上”或者“你扔掉了一根棍子”。之后，我又一次性捡起两根棍子，然后把它们同时扔在地上。
他说：“Xií hoíhio xi bigí káobíi.”一开始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两根棍子掉到了地上”。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正确的意思是：“更多的棍子掉到了地上”。
我又捡起一些叶子，然后依样画葫芦，重演了整个过程。我演绎了一些其他的动作，比如跳、坐、敲击等，科西欧热心地当着我的启蒙老师。
尽管谢尔登建议我忽略他的工作成果（因为他不确定那是否准确），但我还是听了他记录皮拉罕语的磁带，看了他编纂的简短的皮拉罕语单词列表。然而，听皮拉罕语的发音和看它的书面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它们完全对不上号。
为了检测自己辨别音调的能力，我又问了他几个我知道的皮拉罕单词，这几个单词在不同的语调下有不同意义的词语。
我问他“刀子”说。
“Kaháíxíoi.”他说。
接着，我又问他“箭杆”怎么说。
“Kahaixíoi.”当我指着放在旁边的一柄箭杆时，他说。来巴西之前，我在美国暑期语言学院里学习一门叫做“领域语言学”的课。这门课我修得相当不错，在此以前，我从未察觉自己具备如此良好的语言天赋。在与科贺及其他人（当然，还有许多感兴趣的皮拉罕人前来围观）一起工作的一小时里，我证实了谢尔顿及其前一位调查者阿尔洛·海因里希斯的一些早期研究发现：皮拉罕语中大约只有11个音素（或音位），最基本的句子结构是SOV（主、宾、谓）。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中，这种句子结构是最常见的。但皮拉罕语的谓语动词却非常复杂，现在我才知道，它的每个动词有至少65 000种可能的变式。随着我对这门语言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不再担心自己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别睡，这里有蛇》，作者: [美] 丹尼尔·埃弗里特 ，译者: 潘丽君 ，中资海派 | 新世界出版社2019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