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几年”——冯雪峰
1934年10月，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危在旦夕。就连普通的战士们，也敏锐地察觉到即将有什么大事发生。
没多久，打军用草鞋和捆东西的稻草绳的任务便下达到连队，每个人的最低任务是五双，鞋子要打得结实、耐磨，稻草要缠着布条拧成绳，还要缝制军用粮袋，这是一种行军中可以搭在自己的脖子上的口袋。种种的准备工作表明，红军要突围出征了。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急得团团转。当时教条主义当道，决定把所有反对他们路线的人通通留在苏区，毛泽东也在被留下之列，直到大部队即将开拔，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能否参加突围，只能焦急地呆在自己房间里却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冯雪峰撞开了毛泽东的家门。身为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他得到了确切的出发时间后，便一路小跑着来告知毛泽东。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无人能够说清，据说毛泽东迅速找到周恩来等人，最后得以跟随部队长征。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冯雪峰这句话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一
冯雪峰与毛泽东的交情，最早是从思想上建立的。
1921年，19岁的冯雪峰与几个朋友合出了一本诗集《湖畔》，这些诗歌语言清新纯真，又是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快就以其与众不同震撼了文坛，他们这几位青年从此被誉为“湖畔诗人”。
当时许多的文学教授们都极度推崇冯雪峰的诗歌，有了这些名人如朱自清的签字背书，冯雪峰的大名在全国传播开来，他的湖畔诗被选入教材，还有一首诗被谱了曲子，在大、中学中传唱。毛泽东也读过冯雪峰的这些诗，对他很是欣赏。
1925年毛泽东听说冯雪峰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的消息后，托人捎信给他，希望他能够到南方同自己一起工作，因为毛泽东也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相似的背景拉近了二人的距离。
冯雪峰也听说过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著名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大名，他为自己能够受邀表示荣幸，但当时冯雪峰手里有项重要工作，要将日语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翻译成中文，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着迷，因而未能抽身前去南方与毛泽东并肩工作。
但二人的联系并未中断，而且两年后，冯雪峰毅然加入共产党，投入了革命的大潮之中。
1933年，冯雪峰在上海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被叛徒出卖，险些被敌人抓住。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在中央党校校长张闻天的领导下工作。
这时，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本人，当时毛泽东因为与王明意见相左，正处于心情抑郁的状态中。这两位早就从思想上建立了默契的朋友终于见了面，很快就变得无话不谈。
毛泽东通经纶、有文才，对冯雪峰熟悉的文化领域非常关注。冯雪峰正派耿直，颇有几根傲骨，他交朋友从不在乎对方的地位和境遇如何，只看对方合不合自己心意。
于是，要么就是冯雪峰抽空从中央党校跑到毛泽东那里，要么就是毛泽东到冯雪峰那里去，两个人天南海北，从古至今，无所不谈。
尽管当时博古身处高位，但冯雪峰并不同意他的教条主义路线，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冯雪峰虽是文人出身，但有着长期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切身感受到以夺取大城市为目标的做法极为不妥，举双手赞成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术。
冯雪峰还曾对身边亲近的人数次提起，自己是坚定的“毛派”，他的支持给了处于事业低谷的毛泽东很大的精神慰藉。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冯雪峰是中国文艺界唯一参加了红军长征的人。起初，他在长征路上任主力部队后卫的红军九团做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团长是罗炳辉。九团经常为了拖住敌人的兵力而深入敌人中间，冯雪峰的脸上也从未挂过惧色。
在长征途中红军经常遭遇危机，有时敌机轰炸后，他会被气浪狠狠推倒在地，然后若无其事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一句“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给艰苦的行军带来阵阵笑声。
因为他的突出表现，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
当时毛泽东已经确立了领导地位，但他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在长征途中常派人把自己的纸烟送给冯雪峰。
纸烟在当代人眼里看来一文不值，但对于长征的红军来说则比金子还要珍贵。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很多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吸上一口烟。
可当时连卷烟纸都没有，得用短烟袋或自制烟斗抽烟叶，烟叶也是极难寻觅到。在埃德加.斯诺的传记中提过，烟瘾颇大的毛泽东，边行军边进行植物学研究，他尝遍各种叶子，试图寻找到烟叶的替代品。由此可见，毛泽东愿意把自己得来不易的纸烟送给冯雪峰共享，他们的交情实在够硬。
二
在毛泽东与冯雪峰的交往中，一个人的名字出现频率相当高，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从来没有见过鲁迅，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在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但是唯独没见过鲁迅。他对鲁迅的了解完全是书面上的，尽管他很佩服鲁迅的战斗精神，认为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自从毛泽东认识冯雪峰后，每次聊天必谈鲁迅。一来冯雪峰受过鲁迅的教诲，同鲁迅既是师生又是挚友；二来他熟读鲁迅著作，对鲁迅的思想了解得很透彻。
多年后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隔着空间的心灵相通，冯雪峰在其中功不可没，因为他是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是毛泽东与鲁迅的联系纽带。
其实，冯雪峰最初见到鲁迅时，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1928年12月9日晚上，柔石带着冯雪峰到鲁迅家拜访，当时，冯雪峰正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带着许多译文，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藏原惟人的日译本，向鲁迅请教。
对于初次见面的人，鲁迅的话是极少的。当时柔石有事先走了，只留下冯雪峰一人。当时气氛相当尴尬，因为鲁迅除了回答冯雪峰的问题之外，几乎不说话，拼命找话题的冯雪峰感觉心累极了。
同样是第一次见到鲁迅感到自己倍受冷落的女作家苏雪林，在鲁迅去世后，一反自己平时维系的淑女形象，对鲁迅大骂特骂，用了半生的时间来“反鲁”。
但冯雪峰心胸要豁达得多，很快他便第二次拜访鲁迅，就这样，随着两人了解的逐渐深入，鲁迅的话也一次比一次多起来。
到后来，冯雪峰租住到鲁迅家的对面，每天晚饭后都会站在阳台上朝对面望一望。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立刻过去和鲁迅聊天，常常一聊就是三四个钟头。许广平曾回忆说，冯雪峰“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
毛泽东知道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常常进门一坐下便开口：“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好不好？”
冯雪峰正确评价了鲁迅先生的历史功绩，说反封建势力的工作，鲁迅先生做得最好。
同样，鲁迅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却对毛泽东极为佩服，他也专程向冯雪峰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尤为佩服毛泽东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吓坏了”。
经由冯雪峰的讲解，鲁迅了解了毛泽东的理想和志向，评论说：“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
长征结束后，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向鲁迅讲解了自己跟随部队长征的全部经历，尽管当时鲁迅已经身患重病，但他得知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与茅盾一起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贺信，“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其实在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前，鲁迅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所怀疑，这是因为国民党封锁了上海的舆论阵地，鲁迅无法读到正确的政策文章，他既不相信蒋介石会抗日，又担心共产党会上当，常常感到焦虑。
冯雪峰的到来使鲁迅等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在鲁迅家中介绍红军长征时，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听了很受感动，着手准备写一篇红军长征的文章。
于是她连续多天来到鲁迅家中，把红军穿越二万五千里的平原、大河和高山的历史性的行军，充满了无数难以令人置信的艰苦和不屈不挠的事实写成文章，寄给莫斯科的《国际新闻通讯》，这是第一次对全世界报道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冯雪峰还告诉史沫特莱红军缺医少药，希望能得到国际援助，史沫特莱就开始动员外国医生募捐，成了为红军提供医药的热心支持者。
在冯雪峰的耐心工作下，鲁迅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除了顾虑，还明确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有一天，当鲁迅谈到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他脸上露出平静的微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缓慢平静地对冯雪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这是鲁迅情绪最快乐的表现，也是他与人民、与革命、与共产党达到和谐的表现。
三
1936年，冯雪峰被派到上海，成为红军长征胜利后第一个从陕北到达上海的特派员，当时环境险恶，所以他使用了“陕北来人”的代号。
冯雪峰属于临危受命，因为当时上海的地下党遭遇了好几轮生死存亡的危机，组织已经岌岌可危。
1934年6月下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逮捕后叛变投敌，供出了苏区和上海的不少机密，致使中央局受到第一次大破坏。
10月上旬，国民党又逮捕了接替李竹声担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盛忠良被捕后也自首叛变，使这第二次的大破坏更为严重，上海与中央苏区联系的电台也遭到破坏。
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又进行了全市性的大逮捕，中央局代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等三十余人被逮捕，中央发行科、印刷厂也被查封。
这三次大破坏损失极端严重，两个中央局书记的叛变，使国民党掌握了地下党的大量机密，从此上海地下党与苏区失去了联系，党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不复存在。
冯雪峰的工作就是与上海地下党重新建立联系，这项工作十分艰辛且危险重重，但在他到达上海一个星期后，大部分联络工作就已经顺利开展起来，将其个人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繁忙的工作中，冯雪峰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
早在长征前，毛泽东除了与冯雪峰热烈谈论鲁迅外，还向冯雪峰倾诉过自己对三个儿子的思念。自从杨开慧牺牲后，三个儿子流离失所，生死不明。传说有人看到他们在上海街头流浪，因此毛泽东很想打听儿子的下落，对上海来的人特别关切。
冯雪峰虽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可当时是单线联系，他完全不知道孩子们的消息。毛泽东虽然以革命为毕生己任，但他也是慈父，对孩子们牵肠挂肚，看到毛泽东忧虑的神情，冯雪峰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能重返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寻找这三个孩子。
因此当冯雪峰以“陕北来人”的身份忙碌工作时，也没忘记打听三个孩子的下落，经过他的努力，以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终于寻找到流落上海街头的岸英、岸青两兄弟，最小的毛岸龙因为生病，已经早早夭折了。
冯雪峰于1936年4月25日到上海，5月已找到了两个孩子，行动非常迅速。细心的他考虑到上海并不安全，毕竟蒋介石悬赏25万大洋要毛泽东的首级，万一走漏风声，两个孩子立刻会大祸临头。
如果把两个孩子送到陕北吧，毛泽东当时忙于全国的解放事业，无暇照顾兄弟俩，最后冯雪峰决定把岸英、岸青兄弟送到莫斯科，让他们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良好教育。
正巧当时东北义勇军的将领李杜来找冯雪峰，他想同莫斯科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借此得到超级大国的支援，于是冯雪峰派人带李杜同两个孩子一起去巴黎，从巴黎转道莫斯科。
很多文章在谈到这段时，都只提到是董健吾与张学良合力将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完全忽略了冯雪峰的功劳。其实，冯雪峰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
5月下旬，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由康生从巴黎带到莫斯科，冯雪峰替毛泽东完成了心愿，让孩子们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在上海期间，冯雪峰还时刻挂念着在陕北过艰苦生活的战友们，他用微薄的稿费买了纸烟和十几条围巾，连同鲁迅先生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都派人转送到陕北。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异常贫困，茅盾夫人见他的窘状，都不忍收他的房租。
1945年重庆谈判前，冯雪峰第一个了解到国民党准备利用重庆谈判之机长期软禁毛泽东，他马上报告了周恩来，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得以及早制订措施，蒋介石的阴谋终未能得逞。
冯雪峰可以算作毛泽东的贵人，因为他的一句话，毛泽东的命运发生了极大改变；因为他的努力奔走，终于在偌大的上海滩寻觅到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直到癌症晚期，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还充满感情地向人说过：“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