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玄一
解放之后，国家加快对原国军战犯的改造工作。对战犯的改造，除了劳动改造、教育学习之外，还增加了实地参观。把这些战犯分批安排到北京、沈阳、上海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变化，让他们亲身感受国家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加快改造步伐。应该说，这是很有效果的方法。很多国军高级将领参观完鞍山钢铁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后，深受鼓舞，纷纷感叹，现在的新中国“正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
但是，战犯们外出参观，也容易出差错。这不，1957年9月的一次外出参观，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1957年9月，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组织战犯们到沈阳参观学习，参观结束后，当天安排战犯住在辽宁省政府招待所。那是一栋临街的四层楼房。有一天早晨，王耀武起床后在临街的窗前做深呼吸锻炼，他本能地将目光望向窗外，深深呼吸新鲜空气。突然，他看到什么东西，于是，他伸出头向窗外凝视了一阵。然后，他惊疑不已地走到和同住一间宿舍的文强床前，对他说：“你快来看！”说完，便拉着文强起来向窗外看。一看才发现临街窗外一处变电站的水泥地上，不知何人用粉笔画了一个高大的铁笼子，铁笼子里面，关锁着大大小小的群虎，其中有一只特大的母虎，还在张牙舞爪。
这幅画画得惟妙惟肖，显然作画的人颇有才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讽刺战犯，而那只最大的老虎，就是在暗指杜聿明。
这件事迅速传播开来，像一阵风一样，惊动了楼上楼下各个房间的战犯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注视到那幅画上，纷纷解读它所表达的意思。同时他们也很担忧。大多数战犯对这幅“群虎图”抱有抵触情绪。他们觉得，这幅画就是有意侮辱正在改造的战犯，大家都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很快，画的周围围上了围观的群众，大家对这幅画指指点点。战犯中有人说应该尽快将画涂抹掉，也有人说还应该尽快驱散围观的百姓。大家都紧张不安，纷纷猜测，这会不会是另一场批判的开始。
王耀武是最先发现画的，此时，他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由这间房间走到那间，不停地询问大家的看法，不知如何是好。
很快，组织参观的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得知了这件事。他没有给这件事定性，而是在早餐后布置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正确地对待“群虎图”的出现。开始座谈时，有的人并不掩盖自己思想上的抵触情绪，将这样那样的想法都说了出来。有的则转了许多弯子来表达，不外乎是认为在参观学习中不应该出现如此不愉快的事。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发言，守口如瓶，害怕言多必失。
最后，轮到杜聿明发言了。大家都知道，那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是在暗讽他自己。所以，到他发言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地听着。杜聿明说：
“我看到马路水泥地上这幅群虎图，最初也同大家说的一样，但仔细一想，才意识到这幅画画得好。我不懂艺术，艺术价值怎样，我做不出结论。所以说画得好，是好在它针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敲响了警钟，可以告诫我们正确对待历史罪行，永远也不要忘记过去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尤其是我过去在东北疯狂地打仗，造成了东北人民的灾难，难道不是比老虎还要凶恶吗？当年我们穷凶极恶，今天，我们到这里，难道还应该怨天尤人地抵触吗？连日本战犯都能通过思想改造，匍匐认罪，痛哭流涕地忏悔不尽，难道我们都是铁石心肠，毫无人性吗？”
杜聿明说完这段话后，两眼含着泪水，鸣咽不已，没能再继续说下去。在场的战犯对此都十分感动。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当时也在场，日后他回忆当年听了杜聿明的发言的感触，他说：“此事过后，我曾一再地追忆杜聿明的发言，确实句句都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话，不但感人，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否则，拍下群虎图和杜聿明发言时的感人情景，将是很珍贵的历史镜头。”
杜聿明的发言相当于是给这次“群虎图”事件定了性，抵触的人不再抵触，都赞同杜聿明的观点。至于这幅图到底是谁画的，管理所的人员也没有追究，大家都不好再问了。
参考资料：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回忆录：《在北京接受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