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夫子，我们一般想到的都是温文尔雅的形象，甚至有些人把他视为老子那样的人，认为孔子是脱离了世俗之外的高人先哲，只是一心专研治学，在学问上属于集大成者，和功名利禄都不相干，也没有什么兴趣，这些都是错误的。孔子的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不仅仅是学问，更多的还是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就是所谓的“周礼”。孔子是十分入世的人物，在他所取得的智慧中，不单只是修身的学问，更多的还是如何治国平天下，正因为此，儒家才能够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成为历代君王的帝王学。
在宋朝时，有一个闻名后世的宰相叫做赵普，他是赵匡胤的左膀右臂，陈桥兵变时帮助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来在宰相的职位上，赵普用了一系列的改革，让宋朝能够打下比较牢靠的基石，结束了中国的乱世格局。这样一位具有才能的人，却流传着赵普的书箱中，只有半部残卷《论语》，因此也给后世留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如今已经不是封建王朝，我们也都不是帝王将相，在论语之中的这些“治国平天下”的君王之道，对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启示呢？万物皆有一理，治理国家的学问，其实也可以拿来当作管理团队的学问，不过是大小之别而已，其实理都是互通的。我们在社会上的奋斗，多多少少都会走到管理的岗位甚至是领导者的职位上，而《论语》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从古代文化中汲取到用人的智慧，就比如《论语》中有这么两句话，如果能够理解它的是深意，用在实施管理或者领导下属的问题上，那么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益处。
在《论语》中，鲁哀公和孔子有这么两句对话：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鲁哀公问孔子说如何才能够使民众得到顺服，孔子回答鲁哀公，只要能够让正直的人去统领不正直的人，自然就会使民众顺服，而反过来，如果是不正直的人居于上位，那么自然民心也就不顺服。总而言之，处于管理者的位置，一定要公正贤明，这样才能够得到人心的拥护。
孔子和鲁哀公谈论的是治国之道，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任何一个团队或者是机构，它的管理者是否能够秉公做事，是很容易影响人心的，如何是任人唯亲，吃里爬外，那么就不可能获得团队的凝聚力，也就无法去有效地做成一件事情。孔子这句话不但能够让鲁哀公有所借鉴，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学习的，如果你是个领导者，那么获得人心不是通过言语上的煽动以及其他的拉拢，而是真真切切的秉公做事，让贤能的人能够脱颖而出，让不贤能的人能够居于下位，这样才能够做到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在《论语》中，关于如何管理下位者，不仅仅是鲁哀公所关心的，季康子和孔子也有过一次如果管理百姓的对话：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的问题和鲁哀公是大同小异的，鲁哀公问的是如何获得人心，可以理解为如何加强团队的凝聚力，这是一个国君所关心的问题，但是季康子问的是让老百姓如何的听话，也就是追求更为实际一点的结果，孔子却不认同季康子的态度，因为儒家所秉承的理念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并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因此孔子教导季康子，只要你能够平等地对待老百姓，老百姓就自然对你恭敬，你率先遵守孝道，老百姓也会自然对你忠诚，用贤能的人去教导懒散的人，老百姓也就自然能够勤勉。孔子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告诉季康子，作为领导者不能指望用威严去管理属下，一时的威严只能够获得表面上的唯唯诺诺，却不能够使人心真的顺服，所以作为上位者，一定要能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便能胜过千言万语。千百年来，鲁哀公和季康子都问了如何管理百姓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则都是引导在了如何用人的问题，用正直的人，让管理者能够以身作则，自然就会让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团队的风气变得勤勉忠顺，如果是不正直的人位居上位，那么也自然会搞得一团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