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学现象，底层写作如今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不仅无所节制的苦难叙事让读者深感厌烦，而且就连他们谓之悲悯的人道情怀，也常因写作者自渎式的创作心理而令人生疑。可以确定的是，一旦作家的真诚与否都成为了问题，那么底层写作引以为傲的“为生民请命”，也就蜕化成了作家们炫耀苦难的写作游戏。
2001年，李师东主编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师东对“底层写作”的意义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
在经历个人经验的书写后，“70后”作家正在尝试突围，显示出他们宏大叙事的野心，徐则臣对于一个作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清晰的认识，更有踏实的努力。
徐则臣说：刚写完的长篇《耶路撒冷》比较长，排出来四五十万字。因为前后写了6年，一个人孤军奋战，就是汪 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经常有望不到边的恐惧和孤独感。为了给自己鼓劲儿，我的案头堆了几摞砖头厚的经典大长篇，我想别人做得来，我也做得来。我给自己制造 难度：结构上的，叙述方式上的，想法上的，以及故事本身。可能会有人觉得阅读上不那么顺风顺水、一马平川，那很好，如果你让所有人都舒服，肯定是以取消难 度为代价的。因为难度本身就是障碍，就是对我们的阅读和审美习惯的冒犯，陌生的新东西会让你不舒服。
徐则臣说： 最牛的和最烂的作家差不多都是主题先行。有能力主题先行起码他是有想法的。现在我们缺少有想法的作家，我们不缺故事，通俗意义上的奇奇怪怪的好 故事网上有一大堆，但有能力在这些故事中提供有建设性意义的、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警醒和帮助的不多，这是好作家要干的事。所以，有想法很重要。
但有意味的地方是，当小说人物前路渺茫、人生灰暗，一切都笼罩在不确定的迷雾中时，喻长亮却从未沉湎于对苦难的炫耀，更别说像有的作家那样，动不动就祭出教人安贫乐道的心灵鸡汤来。
于是小说也就呈现出了一种作者缺席的现象：喻长亮既没有用上帝视角去品味苦难，也没有借某一个人物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所做的，只是将自己隐藏起来，忠实地去记录那些生活的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