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的一句话。自新冠肺炎暴发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我认为，深入研究生命价值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当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打交道时，很容易错误地从自身价值观出发对其进行评判，但由于特定文化背景的独特性，呈现出来的结果往往有所不同，比如人的生命价值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体现差异。考虑到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西方国家和中国在传统观念上对生命价值的看法略有不同，但要想全面解析这样一个宏大且复杂的主题，几千页纸都不足以完成。但我还想对此做出简要论述，希望可以向受众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帮助他们了解两种不同世界观下的不同特点，对中国文化做出阐释。
西方思想植根于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赋予了人类生命的绝对价值，在个人从属的集体获得首要认可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在西方世界，首先要考虑的是个体的地位，其次才是其社会属性。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思想价值体系深深植根于社会从属“关系”，首先强调集体属性。换言之，在作为个体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就已经将个体视为集体的一部分，在家庭、社会、国家等不同的集体中，个体不仅属于个人，更是集体的一份子。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对生命价值观产生影响，即在人际关系中，个体是一个组成部分。也正因此，为集体利益而无私奉献个人利益乃至生命，在中国被视为最高尚的美德之一。
面对此次新冠疫情大流行，这种个体利益观和集体利益观的区别使得两国人民在面对政府提出的居家隔离号召后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如果说中国人民为了维护全社会的集体利益，可以牺牲掉一些个人利益暂时居家不外出，西方一些国家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仍将居家隔离政策视为过度且非法的措施。比如第一阶段的意大利就是这样，总理刚刚颁布居家隔离法令，各党派马上纷纷发出该法令涉嫌违宪的呼声。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以全社会的集体疫情防控大局为出发点，因此不会出现类似的争议，更谈不上去评论这种争议是否有意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没有赋予生命自身的内在价值。恰恰相反，我们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孟子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想要展示人性先天善良的时候，每个人潜意识里都会去帮助处于困境的弱者，并不是因为人具有双重目的，而仅仅是出自本能的反应。
《孟子》的《公孙丑章句上》中提到，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每个人都会向处于险境中的人施以援手，因为人的生命胜于一切，更何况是一个孩子。孟子认为，无视生命的人，是不配当成人来对待的。从儒家思想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观点：中国从传统上认为，人性趋向互助，这也会被视为一种个体无法逃避的道德基础。因为整个儒家哲学道德体系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仁”，简单说就是仁爱和同情，因为至少在最初，“仁”是用来表达两个或多人之间相互“同情关爱”的感情，这也就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小的集体。
显然，中国在几千年的变迁中经历了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应该算是在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上现代社会经历的发展，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上这种文化的延续性，特别是体现在其价值体系层面的文化延续性。
毋庸置疑，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已经在国际社会占有重要一席，西方国家有必要对中国的文化渊源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首先，应该认识到，上文提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属性，属于中国意识形态范畴，与西方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这正是为什么一个中国认为似乎正确恰当的观点，却在西方国家看来完全矛盾或有疑问。因此，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对外策略，这其中包括中国对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援助，并正确解读其在对外交流中的话语表述，避免产生误会。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还须努力使其话语表述更加通俗易懂和易被接受，同时也应看到因不同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缺失。类似的推论反之亦有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应减少分歧，务实交流，推动理解，才能做到真正的彼此了解。（评论员：Piero Cellarosi 陈斌慧 ＜意大利籍＞ 翻译：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