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9日夜，在重庆的蒋介石并未休息，因为解放军已经在城外和守军交火，到了凌晨时分，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等人的陪同下前往白市驿机场。
在去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是一路之上到处都是逃离的人群，在快到机场是，各色人等将去路堵得水泄不通，无奈之下蒋介石一行只得弃车步行，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机场。
当时机场上除了蒋介石的专机有专人守卫外，其他停靠的飞机上都塞满了人，全部超载。
衣复恩（蒋介石的专机机长）后来回忆说：“在起飞命令下达后，我驾驶飞机起飞，当时非常危险，我在飞机升空后，向下望去，有几架运输机和教练机都着火了，原来另外一架飞机升空后超载又坠了下去，结果引发了大火。”
蒋介石是11月30日凌晨3时多离开的，在他走后不到1个小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占领了白市驿机场，而当天下午，整个重庆市区也被解放。
衣复恩驾驶的专机在成都降落后，蒋介石连胡宗南都不大相信，他选择住在北校场中央军校中的黄埔楼里，在军校负责蒋介石安全的，除了俞济时带去的卫兵外，内外围警戒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军校学生，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学生兵才是最可靠的。
在蒋介石到成都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个叫刘自新的国军中校在青城山的上清宫里自杀，他在自杀前写了封遗书，里面的大意就是对时局悲观，自己是以死明志云云。
刘自新自杀一事，成都的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而在12月2日的下午，中央军校一个叫文钰的上校，也在其办公室内服毒自杀，死的时候手里还拿了本总理遗训。
刘自新之死在军校内并无引起多大波澜，但是文钰的死却让军校的学生们人心惶惶，蒋介石也是非常的烦闷。
12月3日下午，为了给军校的师生们打气，蒋介石在张群、蒋经国、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央军校搞了一次检阅，并做了训话。
军校里一些顽固的学生兵对蒋介石的检阅非常兴奋，他们还制作了一面锦旗，几个人咬破手指，写了血书，由女学生何知言、徐志清将锦旗献给蒋介石。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20多天后，这些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学生兵，在西撤时被已经起义的刘文辉部队包围，他们未加抵抗就投降了，向蒋介石献旗的何知言、徐志清后来经过学习改造后，还加入了解放军。何知言、徐志清后来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何知言在战斗中牺牲，徐志清也负伤立功。
蒋介石到成都后，发现城内早就乱成一锅粥了，留在这里的国民政府的大员们，根本没有人愿意与“成都共存亡”，这些部长、次长、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上将、中将等各类人士，都忙着花重金购买去台湾的飞机票。不少大员们拿着金条守在机场，只要有飞机降落，这帮人就一拥而上，一些人还为了抢机票而打得头破血流，除了阎锡山、陈立夫、顾祝同、胡宗南、朱家骅等少数人有调配的专机等候，大部分人只能是自求多福了。
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邓锡侯在彭县通电起义，与此同时，解放军离成都也越来越近，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逃离的问题了。
刘文辉起义后，武侯祠附近驻扎着刘文辉第24军的一个营，说是一个营实际上由于几股川军的陆续加入，这里的川军超过千人，而蒋介石要从中央军校乘车前往机场，武侯祠这里是必经之路。胡宗南为了蒋介石离开时的安全，在12日下午，在军校的操场上部署了10辆战车。
13日深夜，蒋介石正和蒋经国讨论离开的相关事宜时，俞济时匆匆跑来报告说：“学校的前门外面有大批可疑的人出没，如果出前门出恐怕有危险，为了安全考虑，等一会走的时候，是否先从后门出去，然后让战车绕到后门护送出城。”
蒋介石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大骂说：“我来的时候是从正门进来的，走的时候也必须从正门出去。”
俞济时见蒋介石动怒了，吓得不敢再多说，连忙出去部署离开事项去了。
接着，蒋经国给盛文（成都警备司令）打电话，让其派出一营人来，在军校前门警戒，不要让闲杂人等接近。
晚上11时左右，蒋介石和蒋经国、俞济时等几个亲信来到了军校前门，蒋介石和继续留守的顾祝同等人握手告别后，坐上了汽车，在军校一个大队的学兵及10辆战车的护送下，前往城南的新津机场。在蒋介石前往机场的同时，胡宗南指挥优势兵力很快将武侯祠附近的刘文辉部击退。
就在蒋介石的车队即将抵达新津机场，众人都松了口气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附近的游击队发现了车队，组织兵力拦截，不过游击队兵力有限，所以未能迟滞车队的前进。
来到机场后，蒋介石从汽车中走下，他对一路护送的学兵们挥了挥手，然后就直接上了专机，提前赶来等待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被蒋介石晾在一边。
上了飞机后，蒋介石心情一下放松了，便将王陵基叫上飞机叮嘱了几句，之后蒋介石又向站在飞机外的胡宗南等人挥手作别。
随着衣复恩驾驶飞机腾空而起，蒋介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踏上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