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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手段，而人物语言主要由对话体现。一百万零七千字的《红楼梦》中，单人物对话就有四十一万零三百四十六字，占全书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还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开篇即对历来才子佳人小说“干部共出一腔”的俗套进行抨击，而在自己的创作中他赋予每个人物以个性化的语言，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性格特征都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化特质。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人物的思想不同性格迥异，语言的表达方式自然会各具特色。“《红楼梦》不太写人物的面影姿态，即写也不怎么对读者有用。却在对话中，把人物的眼波、笑影，以至于一举一动都显现出来了。”
比如，“一见到宝玉就骂他“满脸私欲”、“管窥蠡測”，的，那必定是贾政无疑。在黛玉面前，总爱说：“你放心！“或是说：“你死了我做和尚！”这当然是宝玉其人了。又大家在吃螃蟹，偏有一个人在旁边掐着手指头计算：“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那不是刘姥姥这村巴婆是谁呢？“红楼人物的谈话之所以各具特色，极具个性化，是因为曹雪芹对他笔下的人物了如指掌。他不仅熟悉自己所处的贵族阶级，而且与当时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过从甚密，因此谙熟各种人物的语言，这使他能游刃有余地从所熟悉的人物中提炼出有特色的语言。
即使是年龄、出身、教养大致相仿的一群贵族少女，我们也可以从人物语言中“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判断出谁是谁。因为，每个人物的语言都显示出独特性，例如宝钗的语言合理，湘云的语言直率，凤姐的语言爽利泼辣，黛玉的语言尖酸刻薄，紫鹃的语言聪慧真诚，鸳鸯的语言刚烈直率，兴儿的语言机智风趣，小红的语言简短利索，詹光的语言溜须圆滑，卜世仁的语言虚情假意。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使现在读者凡听到某种说话的风格就会立刻联想到《红楼梦》中的某个人物的语气，这就因为它确已做到了高度的性格的语言的缘故”。可以说，《红楼梦》塑造了多少鲜明的艺术形象，就有多少富于特色的性格语言。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说话最多，因此人物刻画最为成功，王熙凤语言的基本特色是机巧、泼辣与鄙俗的统一。她善于在最难讲话的场合把最难讲的话讲活，而且说起话来能够出奇制胜、四面讨好、八方玲珑，有时口蜜腹剑，有时诙谐幽默，有时含沙射影，有时挑逗逢迎，最能见凤姐本色的是第六十七回审讯旺儿兴儿的场景，极尽恐吓威逼利诱之能事：“一加刑讯，忽而置骂，忽而冷笑，忽而厉声，忽而下死劲啐了一口，浑身都是解数，盘诘无一漏者，声声直如老吏断狱”。王熙凤言谈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我”放在绝对突出的地位，言必称“我”，“以‘我’为话语的视点、中心和归宿，借助主体话题化、焦点化和习套化，表露出强烈的主体自显性”。
她的一句“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一锤定音，“奠定了她个性化语言的基调为主体自显，即作为语言心理结构核心的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王熙凤从小生活环境的优越并且假充男儿教养是形成她主体自显性的主要原因，而嫁入贾府并逐渐掌握杀伐决断之权是其主体自显性得以维持和膨胀的重要契机。她说话泼辣，直接，干练并多少带些霸气。协理宁国府时下达的“训令”显得她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一切都是她说了算，这与探春理家时薛宝钗寓刚于柔，晓之以理的“施政演说”有天壤之别。凤姐和宝钗，“一个是赤膊上阵，剑拔弩张；一个是退避三舍，引而不发。尽管其目的都是为力图挽回贾府每况愈下的颓势，但取径不同：“一以霸道，一以王道“。因而前者理家使人怨声载道，后者则令人交口称赞。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历来受争议最多的人物形象，她们的语言也自然颇受人关注。林黛玉语言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口齿伶俐，有辩才，长于辞令。而且她联想快捷，反应机敏，善于暗语影射，咏桑寓柳，设言托意，借题发挥。这为薛宝钗所不及。比如第二十九回由清虚观张道士给宝玉送金麒麟而引起的一席对话，黛玉话虽不多，却是一石三鸟，既讽刺了宝钗专在人戴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又嘲笑了宝玉的好奇多情，更表露了她对所谓“金玉姻缘”的鄙视。薛宝钗的语言虽不以才智机敏取胜，却以学历深厚见长。她平时广闻强记，杂学旁收，知识面比较广阔。这些特点又恰好是林黛玉所没有的。林黛玉的语言显得十分自然，没有雕琢的味道。而薛宝钗却不免有些矫揉造作，带着秀才掉书袋的酸气。
由于思想性格不同，语言表达内心的方式也不同。林黛玉的语言真诚直率，表里如一，任情任性，是自然天性的尽情流淌。她说话无所顾忌，也不考虑后果，所以甚至表现出尖刻的特点。而薛宝钗的语言却往往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连作者都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林黛玉虽然反抗封建制度，但这种叛逆性格在她的语言上却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形式：曲折内蕴的，日常生活化的。她不是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直接表达自己的反抗意志，而是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流露出一星半点，看起来淡如水，实际上浓如酒。
曹雪芹不仅写贵族男女得心应手，就连写刘姥姥也能声态并作，活灵活现。在大观园的宴会上，这位村野老妪身处贵族大家的夫人太太小姐丫鬓之间，凭借她的村言俗语独具异彩，不仅征服了大家，而且折服了读者。当贾母问及大观园“好不好”时，刘姥姥并不直接回答，而是以“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想着怎么也到画儿上逛逛，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来回答，并希望有人能画下这园子她好带回去给邻里看看，死了也得好处。她从切身事儿说起，一铺二垫三强调，绕着圈儿，把好处说尽了，奉承了人又让人觉得真诚。
“她寓谐于庄、藏弯隐曲，铺垫夸张，自然得体，一派大家手法。因为她的话都是活的，她人也就活了起来，一个曾经见过风流世面、深通世故的积古寡妇活脱脱地跃然纸上。”在大观园宴会上，即使行酒令对句儿，刘姥姥也不失庄稼人的现成本色，她的“花儿落了结了个大倭瓜”在大观园文人雅集的宴会上，却产生了奇异的生活情趣，放出特殊的艺术光彩，给读者留下最难忘的印象。贾府有一个人堪称另类，鲁迅称他是贾府的“屈原”，这就是贾府的元老人物——焦大。焦大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就是因为他以骂著称红楼。在文学作品中，个性化的语言是人物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生活阅历、文化素养、为人嗜好诸方面形象本质的再现。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阶级属性各异，个性气质不同，因此，不同人物骂人或骂街时，也就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骂语、骂声、骂容、骂态。滴水见沧海，一骂现灵魂。曹雪芹写焦大骂人非常成功，他“骂”得不粗、不俗；“骂”得那么有层次、有分寸；“骂”得是那么深刻、又那么痛快淋漓。在不容思考的时间内，焦大出口成章，骂语像滚动的珍珠，看来焦大确有点骂人之才。而且焦大骂人，不是辱骂，而是理骂，将燃烧的思想熔铸成骂语喷涌而出。但是焦大毕竟是“奴”，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反抗者。所以，他骂人之后曾说：“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曹雪芹确实把握住了焦大的个性特征和特定环境下用语的特殊性，所以才把焦大骂人写得如此鲜明、深刻，有分寸、有力度。“这一阵痛骂，和盘托出了焦大那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既对贾府有着痛心疾首的恨，又对贾府有着福祸与共的爱；既悲贾府祖上创业的艰难，又怒贾府子孙败家的堕落；既念老主子另眼看待的殊宠，又恨新主子忘恩负义的无情；既自傲往昔豪奴势派的荣耀，又自哀今日老仆处境的冷落。他那满腹的种种悲愤怨恨之声，狂傲凄苦之辞，都随着酒渍唾痕溅落在行间字里。他那在黑暗中挥臂顿足的醉态，在马圈里挣扎翻滚的身影，都随着不绝于耳的骂声活动在读者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