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体系#语用学与对话研究都把语言使用作为研究重心，但两者却意外地各说各话，毫无思想联姻的迹象。2014年，第二届美国语用学会国际会议设置了由著名对话研究专家魏根（E. Weigand）教授组织的“对话、语用学与文化”专题小组，自此语用学与对话研究开始从各自视角审视对方的不足，相关讨论成果由凯克斯（I. Kecskes）教授以“从语用学到对话”为题刊载于《劳特里奇语言与对话手册》。他指出，作为语用学的核心概念，“语言使用”这一术语存在缺陷，其仅限于单个语句在语境中的单次功能表现，而出路之一便是将语言使用视为对话使用（dialogic use）。
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开始思考以对话思想重塑语用学议题的逻辑可能，相关成果以《从语用学到对话》为题由魏根和凯克斯编辑成册，语言使用的“对话转向”加速形成。
从听话人中心到交际者中心
自格赖斯以来，语用分析总是以听话人为中心。第一，不论是经典格赖斯语用学，还是新格赖斯语用学，焦点都聚集在说话人意义，并且交际是说话人针对听话人精巧设计的，交际成功在于听话人对说话人意图的识别。然而，听话人所复原的往往不是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毕竟不同个体的过往经验、私人语境乃至交际目的很可能是迥异的。第二，不像新格赖斯试图解释说话人意义，关联理论借助认知心理模型来解读言语，并不关心说话人如何以及为何言说。第三，对经典格赖斯语用学的典型误解便是混淆推断与隐含，错把隐含视为听话人的语用推理意义。事实上，听话人推断，说话人隐含，隐含是说话人意义的一个方面。
凯克斯指出，“以听话人为中心”观的弊病在于试图只从听话人视角复原说话人意义。这指明了当前语用学亟待补足的研究，即从说话人视角来解释说话人意义，相应地，语用分析就转变为以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构成的交际者为中心。
具体地说，从指导思想来看，交际由合作和自我中心共同制约，前者是交际的社会特征，而后者是交际的个体特征。沿用经典格赖斯语用学的核心概念，合作指的是交际双方为实现成功交际而呈现出的理性态度；自我中心指的是个体过往经验导致的注意力偏好。说话人借此构建交际，听话人借此理解交际。这里，自我中心指个体过往经验的集合，在不同语境下凸显不同的内容，这由言语与语境的匹配度所影响，但必定是听话人所认为的以说话人意识中心的给定信息。
从实践层面看，合作和自我中心由针对听话人设计与凸显效应分别体现。根据前者，为了成功交际，说话人必须通过在恰当语境中使用合适语词来正确表达言外之意，以便听话人能够不费力地掌握；而根据凸显效应，交际通常会导致意料之外的意图表达乃至误解，这需要说话人作出修补或调整，在此基础上与听话人一道达成交际理解。这样一来，说话人不仅由听话人识别说话人所说的意图驱动（合作），还由影响句子生成的个体凸显信息驱动（自我中心）；合作和自我中心在交际过程中始终存在，它们分别体现了交际者的社会性与个体性。
这种从说话人—听话人视角来解释说话人意义的进路与对话思想不谋而合。这意味着，连续性的语句分析应该让位于整体性的对话分析。
语言使用就是对话使用
当前语用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是笛卡尔式的正统方法论。具体而言，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关联”就是齐夫定律，梅（J. Mey）的“语用素”源自结构主义的音素与词素，而特纳（M. Turner）的“界面”意谓一种添加关系，无论是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面，抑或语用学与句法学的界面。这些路径都试图通过人造术语来研究语用学。同时，这种笛卡尔式的方法论实际上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割裂开来。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的主流观点，语言运用源于将个体性、可能性和跨文化差异性等成分添加到语言能力的规则管理系统中。
尽管当前语用学研究进路众多，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成果，但它们都未能很好地回答“语言使用是什么”这一问题。对此，魏根呼吁学界将注意力集中到人类兼具社会性与个体对话性的双重本质，通过揭示对话结构来解释语言使用。基于进化论观点，对话研究者认为人类使用语言的原因在于满足需要与欲望，人类必须与同类沟通交流，通过行动—反应达至一定程度的理解。这意味着，语言使用意谓语言行动，而语言行动意谓行动与反应构成的对话行动。行动与反应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起始的，后者是回复的；前者是作出对话主张，后者则是完成这个主张。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交际并不限于单个行动—反应对子。毕竟，交际的目的在于达成协议、议事论题，这通常不是一个对子能够完成的。同时，交际不是由如此对子的任意连续组成，即交际行动有起点有终点，一个交际行动的结果限制后续的内容和行动。
可见，交流意谓对话，言语经验事实的最底层是作为行动的语言，交流目的在于达到基于行动与反应的理解，这是由人类的双重本质所决定的。作为物理对象，人类是个体的；从与复杂社会中同类交流的生物冲动来看，人类又是社会的。因此，对语言使用的考察需要回到行动这一原点。
这要求以一种整体的、对话的视角来看待语言，暗示了从笛卡尔式语言学向后笛卡尔式语言学的转向。这一转变意味着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并不是隔离的，也不是将语言运用增添到语言能力的规则管理系统，而是将语用能力融合在语言运用之中，这便是魏根所称“语言运用中的语言能力”的来历。自诞生以来，人类就赋有用以成功交流的多种能力，因而能够面对复杂社会。人类根据规则行事，并且根据概率原则以适应运用条件。反过来说，这种能力使其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在可能冲突的利益中斡旋，根据日常经验中出现的正常运用，人类逐渐推断出管理这些运用的规则。
简言之，对话转向的洞见在于语言使用意谓一系列行动—反应中的对话使用，对话及其方法论能够追溯到行动人类以及作为对话个体的双重本质。语用使用经由从语用学到对话的思想跃迁得以澄清，语用学也有发展为“对话语用学”之势。其中，语用学是领域或学科的名称，而对话是特定的方法论，后者使人类能够把握使用语言的原因和方式。
反思与运用对话语用学
作为一种新的语用学研究手段，对话语用学目前在理论反思和实际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理论层面的探讨包括作为研究方法的对话的中立性，对话以及伪对话的分类，对话的历史脉络发展，以及对现有理论的修正等。以言语行为理论来说，塞尔（J.Searle）认为言语行为是独立的、单个的；而魏根认为不管是基本言语行为抑或具体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对话导向的，这直接导致双方把相同的言语行为归附到不同的类别。在实际应用方面，对话语用学目前已被用于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修辞以及机构话语等领域的研究。
尽管如此，对话语用学的理论主张和运用范围还值得进一步挖掘。既然语用学问题能够在对话理论框架下得到解决，那么语言哲学中的一些争论就有了新的切入点。譬如，语义学与语用学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定义“所言”，具体而言，所言是否含有语境成分；如果有，含有多少语境成分。无论哪种立场，都是线性层次的探讨。而A. Schoubye和A. Stokke试图借助“处于讨论之问题”框架来界定所言，即通过语境中的潜在对话来固定所言，其切入视角已经从线性层次跃迁到语篇整体层次，虽然存在争议，但这种尝试无疑非常有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沈家煊先生在发表于《中国语文》的《不加说明的话题——从“对答”看“话题—说明”》一文中曾指出，会话的最基本单位是“举动”而不是“话轮”。一方面，提问、道歉、要求、回答等都是语言实施的行动，即“言语行动”；另一方面，会话过程中一些非言语举动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言语本身。尽管文章着重论证话题与说明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但无意中却为会话及其根本属性提供了全新的洞见。遗憾的是，沈家煊先生并未进一步讨论乃至建构框架或理论，否则魏根等学者新近提出的“对话行动”以及“对话语用学”很可能早就出现在汉语学界。不过，沈家煊先生近年来对汉语名词与动词、主谓结构、英汉思维模式以及中西范畴观的研究，预示了其理论建构的努力。
自索绪尔以降，语言被视为抽象的符号系统。语用转向将语言从光滑的冰面拉回到了粗糙的大地，透过语言使用的棱镜来管窥语言，而对话转向更进一步，力图以对话框架来厘定、细化语言使用。对话转向并未叛离语用转向的初衷，而是深化了我们对语言使用的认识。这一学术动向，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30日第1956期 作者：黄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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