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坤简介：胡德坤，1946年3月生，湖北省随州市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现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科委综合学部委员。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日战争史和大国海洋史、中国海疆史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各类课题40余项，出版专著15部，发表论文120余篇，提交咨询报告30余篇。
胡德坤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长江日报记者彭年 摄
长江日报讯钟情于历史学研究50余载，被誉为中国“二战史”及领土海洋问题研究的“拓荒者”，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胡德坤仍然自谦，自己还算不上一个历史学家，“只能说是一个史学工作者”。
经过多年努力，胡德坤带领团队编写的一部有关“外国档案文献中的中共抗战”的著作，已于今年3月定稿，有望年内出版。“做研究不能浮在空中，要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胡德坤认为，“二战史”的研究事关中国话语权，“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历史学不是象牙塔式的“贵族学问”
自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70年留校任教，胡德坤与历史几乎打了一辈子交道。
50多年来，胡德坤把许多时间都用在了学术研究上。有时候春节期间，他仍在研究室工作。胡德坤的学生们都知道，周末和节假日找胡老师，就到研究室找，“只要他不出去开会，就肯定在研究室。”
胡德坤认为，不管哪一门学问，只要做出成果，能为现实、为国家服务，都是有用的。他说：“有些历史研究不注重为现实、为国家服务，把历史变成了象牙塔式的贵族学问，这是对史学功能理解不完整造成的，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曾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很多专家都想研究这一课题，但终因困难太大而放弃，但是胡德坤坚持做了40多年。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查阅了大量各国资料文献，涉及英、俄、日、法等多种语言，总量达上百万页，发掘了大量“有力证据”。
努力扭转国外史学界对中国抗战的偏见
长期以来，国外史学界对二战史的论述很少谈及中国，对此胡德坤一直在深思。在他看来，这是冷战等历史时期造成的偏见，是对中国抗战作用、地位的歪曲和抹杀。
胡德坤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而从卢沟桥事变到二战结束，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国。
胡德坤带领团队研究大量史料，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例如美、日等国有资料记载，当时的不少国际观察家，根据自己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提出“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延安”等观点。日军特务机关的情报也大量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对日军的巨大威胁”等。
“《地道战》《地雷战》等影视作品，有些人说不真实，是虚构的。从我们找到的史料来看，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胡德坤说，“防不胜防的地雷”“无处不在的地道口”都是真实存在的，也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2010年，胡德坤主编的九卷本著作《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正式出版。相关著作《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也已翻译成日文出版。“这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全面系统地论证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战时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对世界历史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研究历史要为现实、为国家服务
在外交部支持下,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于2007年3月成立，胡德坤担任院长。这个由文、法、理、工多学科共同组建的跨学科研究平台，专门从事领土海洋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直接服务于国家领土海洋维权的迫切需求。
领土与海洋问题，是二战遗留问题。“开展领土海洋研究是国家重大急需，我必须挑起这副担子。”胡德坤说，“这也是我整个学术生涯始终秉承的理念，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充分发挥历史学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作用。”
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成立以来，胡德坤和他的团队全面查阅、收集、整理民国时期我国海疆的中外历史档案资料，新发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梳理出国民政府在南海诸岛的维权、管辖、开发和利用的档案资料，厘清了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决策和实施、确定南海断续线全过程的档案资料，为我国钓鱼岛和南海维权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在反击南海仲裁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6月，荷兰海牙，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和荷兰莱顿大学格劳秀斯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南海仲裁案与国际法治研讨会”。会上，胡德坤以及我国其他学者代表有理有据，以20世纪30—40年代，中、美、日、法等国的档案资料为支撑，充分证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领土。
（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
【编辑：贺方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