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世蕃的命令下，时任“江南制造局总管太监”杨金水主持；时任“浙江布政使”郑泌昌、“浙江按察使”何茂才亲自指挥；时任“杭州知府”马宁远和下辖两个县令亲自实施，多达九个县的堰口被人为炸开，毁堤淹田。一场由人祸酿成的天灾，正向新安江沿岸的几百万百姓逼来。
正如胡宗宪于江边的无奈呐喊：
“几百万生民，千秋之罪啊！”
为了弥补国库亏空，为了兼并土地，为了疯狂敛财，这些所谓的“父母官”视百姓如草芥、如蝼蚁；甚至，成功炸毁堰口后，郑泌昌、何茂才还叫来马宁远等人大办宴席，还大言不惭地给出了这样的言论：
“今天你是第一功臣，你坐上首。”
甚至，在马宁远良心不安，为自己安了一个“天下第一号罪人”的名号后，郑泌昌还给出了这样的安慰：
“为朝廷做事，功罪非常人所能论之。只要干好了改稻为桑，功在国家、利在千秋。淹了田，不饿死人就什么也好说。”
这就是大明王朝的堂堂二品大员，就是专司一省民生的布政使，可就算如此，人家后来还是升任了“浙江巡抚”。天地不仁，神鬼不分，荒唐如斯。
好，我们带着这份愤怒，来继续接下来的剧情：
另一边，胡宗宪、戚继光等人带着官兵前往堰口抢险，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分洪救灾，用淹掉一个半县的代价换回了九个县的淹没。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尽可能地降低了水灾危害，破坏了严世蕃“毁堤淹田”的罪恶计划。
而后，马宁远良心发现，将人为炸毁堰口的事情汇报给了胡宗宪，只是不愿交代背后指使；再往后，担心马宁远会出卖自己的郑泌昌、何茂才前往总督署，开始了一场巅峰对决。
接见郑泌昌两人之前，胡宗宪对马宁远有着如此安排：
“你的人头这一次是保不住了，你的家人我会尽力保全，你先到里面房间待着，亲耳听听你所保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肝肺。就是死，也不能做个糊涂鬼。”
两人进来以后，何茂才先开了口：
“真没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情。”
三人中间，何茂才的官职最小，最适合首先发话，万一胡宗宪上来就开炮，郑泌昌也有个回还的余地。
而胡宗宪则闭目养神，没有搭理，让何茂才的这句话等于白说，逼着让郑泌昌发话：
“属下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立刻去了义仓，统算了一下，不足三万石。受灾的百姓就六十万之多，全赈了，也就够他们吃上十天半个月。这当务之急是买粮，可藩库里的存银也不够啊，我们得立刻给朝廷上奏疏，请朝廷拨粮救灾。”
首先强调自己工作的积极性，这是汇报工作的行常规流程，虽然这时候听来是如此的讽刺。
强调大灾之下面临的实际困难，为那些富商、大户趁机兼并土地创造最适宜的环境。
建议胡宗宪上呈奏疏，请求朝廷拨粮救灾，用以试探胡宗宪的口风，探知胡宗宪对这次水灾到底知道多少！
听到这里，胡宗宪开口了：
“拨什么粮，报什么灾？”
上呈奏疏，可以，但首先要给这次水灾定个性吧！
何茂才接着抢过来话头，直接给出了定性：
“自然是报天灾！”
胡宗宪继续冷峻的眼神，直接反驳道：
“是天灾吗？”
是不是天灾，你们心里有数；就算是天灾，你们也得给出个合理的理由！
就算如此提醒，郑泌昌仍未听出胡宗宪的“话里有话”，或者仍不敢承认这次水灾就是人祸所致，只得继续给出解释：
“端午汛，三天三夜的暴雨，水位猛涨，这本是想不到的嘛！”
好，天灾的理由有了；但郑泌昌还希望胡宗宪领衔上奏，对于这个要求，胡宗宪开始了反击：
“你们拟的疏，自然由你们上奏。我只提醒一句，同样的江河，同样的端午汛，临省的白茂河、吴淞江和我们都是去年修得堤，我们一条江花了他们两条江的修堤款，他们那里堤固人安，我们这里倒除了这么大的水灾。这个谎，你们得扯园了。”
好了，胡宗宪摊牌了：我对你们背后的鬼蜮伎俩一清二楚，都别装了！
既然面子都撕开了，何茂才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接给出了威胁：
“部堂大人既然这样说，属下也不得不斗胆说一句了。小阁老给我们写了信，想必也给部堂写了信，一定要追查，查到我们头上，我们要不要把小阁老的信交给朝廷？部堂还要不要再去追查小阁老？那朝廷改稻为桑的旨意，是不是也叫皇上收回？请部堂明示。”
进攻性极强、威胁性极强，甚至还有着十拿九稳的自信心。只是，胡宗宪到现在还没给出明确的底牌呢，人家到底知道多少，你还不知道呢，你这威胁给出的太早。
面对威胁，如何反击？来看胡宗宪的接连给出的五个问题：
1、你是说，毁堤淹田是小阁老让你干的？
敢把责任直接推到小阁老的身上，你不想活了？
2、你刚才说的小阁老的信，是怎么回事？
不光把责任推到小阁老的身上了，还甚至还留着小阁老下令“毁堤淹田”的证据，你不想活了？
3、要追查小阁老，又是什么意思？
你不光推卸责任，保留证据，还想着让朝廷追查小阁老，你不想活了？
4、“改稻为桑”和九个县的堤堰决口，有什么关系？
难道是你们人为炸毁了堰口，就为了“改稻为桑”顺利推行？如果真是这样，你更活不了。
5、水灾和国策推行又有什么关系？
国策是皇上定的，你这是要把水灾推到皇上头上，你这是有几条命啊？
接连五个问题，直接将其给出的威胁，增加数倍伤害以后反击了回去，何茂才也就只有支支吾吾的份儿，直到彻底闭嘴。
被逼到了这个份上，郑泌昌也只能接过话来：
“改稻为桑的国策和这次水灾，肯定是没有关系。可这次水灾楞要是说端午汛造成的，也有点说不过去。属下想，一定是去年修堤的时候没有修好，河道衙门的人在修堤的时候贪墨了修河工款。造成水灾的事儿，在嘉靖三十一年就有过呀。”
想把这次水灾说成是天灾，胡宗宪不同意；想把这次水灾推到严世蕃的头上，郑泌昌和何茂才又不同意；想利用严世蕃震慑胡宗宪，让胡宗宪对这些水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可能了。至于让那些富商、大户趁机低价兼并土地，改种桑田，更是直接说明了这次水灾和“改稻为桑”直接相关。
五个问题，一直追问到将严世蕃“毁堤淹田”的全盘计划，尽数破坏。
只是，水灾到底发生了，浙江也确实没钱没粮了，赈灾不利，饿死了百姓，或者逼得灾民造了反，同样无法给朝廷交代。于是，郑泌昌便只能将黑锅推到最有可能，最能让人信服的地方——河道衙门。
河道衙门是谁主事？马宁远！
这就是胡宗宪的目的——逼着郑泌昌将黑锅甩给马宁远，让马宁远亲耳听到他们的心肝肺，才能让马宁远不再掩盖、不再袒护的将这次水灾的内幕，和盘托出。
只是，就算马宁远能够将水灾内幕和盘托出，也只是孤证，难以取信。所以，胡宗宪还需要其他的人证，也就是跟随马宁远毁堤的两位知县。
该如何让郑泌昌两人继续甩锅，再主动搬出两位知县呢？
沉默不言，让两人误以为自己接受了这个奏请说法，两人肯定会趁机除掉一切和这次水灾有关的人员，两位知县也就会顺理成章的被抛出来。
事实证明，胡宗宪的沉默非常有效，何茂才果然上钩，直接给出了定论：
“就这样上奏吧。至于河道衙门马宁远是不是贪墨了修河工款，以后可以慢慢查，现在就凭大堤决了口子这一款，也是大罪。部堂有王命旗牌在，可以将有关人员就地执法，这样对朝廷也就有了交代。”
马宁远算是彻底得罪了，但两位知县的名字还没出现，胡宗宪需要继续引导：
“你说的有关人员是哪些人员？”
何茂才想都没想，立马给出了答案：
“当然是河道衙门该管的官员。”
好了，目标接近了，只是名字仍未出现，胡宗宪继续引导：
“该管的官员，又是哪些人？”
郑泌昌接过来话头，继续说道：
“河道总管自然难辞其咎，协办的两个委员同罪。”
官职确认了，具体责任人几乎已经明确，胡宗宪不需要再等，直接给出了定论：
“那就是马铭远，还有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亮。”
得到两人的肯定回答后，胡宗宪想要掌握有效供词的目的完成了。
只是，掌握了水灾内幕、掌握了从严世蕃到杨金水、郑泌昌和何茂才的罪证并不是胡宗宪的最终目的，他想要干什么？他想赈灾，想保住百姓的稻田，想拖延“改稻为桑”的国策推行。
所以，他还必须镇住织造局，镇住杨金水，甚至镇住宫里的吕芳。
于是，胡宗宪开始将这次河道失修的责任向“河道监管”上引：
“每一笔钱，每一段河堤，都是喝到监管核查监管的，这个人要不要追究？”
郑泌昌回答道：
“要治他得杨公公说话，还得上报司礼监的吕公公。”
又是一句威胁，又是一句推脱，总之，他们不希望因为这次水灾影响到“织造局”，更不希望影响到“改稻为桑”的顺利推行。
来看胡宗宪的反击：
“那就是说，这场水灾还是无法上奏朝廷！”
既然不愿意得罪杨金水，不愿意影响“改稻为桑”，那我也不同意你们按照这个说法上奏朝廷。
为了进一步震慑住两人，胡宗宪又下达了一道命令：
“来人！把马宁远带出来，在总督署就地看官。”
等到郑泌昌、何茂才见到马宁远，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竟然直接得罪了足以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水灾执行者”。如果再不按照胡宗宪的意思办事，马宁远和两位知县只要给出证供，胡宗宪再往朝廷一报，两人立马就会人头落地，就连杨金水也在劫难逃。
一切条件满足了，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谁还敢违拗胡宗宪的意思。好了，胡宗宪可以给出最后的要求了：
“那你们就去说，义仓里赈灾的粮要尽快运往淳安和建德；还有，发了这么大的灾，改稻为桑今年碍难施行，这一条在奏疏里务必写明，请朝廷延缓。写好了，杨公公也要署名，你们都署了名，我再领衔上奏。”
把柄在胡宗宪手里，谁敢不署名？这份联名奏疏一上，“改稻为桑”的国策既无法顺利推行，胡宗宪还不用背负阻挠国策推行的罪过，严嵩和严世蕃还找不到胡宗宪的错。
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大快人心！
（本文仅基于《大明王朝1566》具体演绎情节和人设解析，并不以历史史实为依据，个人观点，欢迎提出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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