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唐诗,唐代饮酒之风浓烈,诗与酒的结合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酒文化。
在《全唐诗》49400余首诗中,有6000多首(一说12000余首)与酒有关,各个时期、各个诗派代表人物咏酒的诗篇比比皆是。
在唐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相结合,将诗歌与酒文化带入了一个博大的领域,使诗歌姿态曼妙万千,舞蹈出那个时代“花天酒地”“诗酒风流”的特有标志。
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多元文化日趋发展,诗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作为重要交际工具的酒,更是催生了大量的诗篇。诗酒文化将诗理、酒趣完美结合,铸造了酒的不老传歌。
田园诗人寄酒意,抒诗真一在恬淡安的自然风光中,诗人将满腔豪情、逸气付诸笔端,寻求人生的真性情、真趣味。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下马饮君酒,君何所之。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和他同时代的孟浩然,则将更多的情思在田园风物里铺展挥酒,一曲《过故人庄》唱出了田园诗的新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边塞诗人酒诗奔放,侠气勃发一将英雄奇情融在酒杯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輸凉州词》)而高适的“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马”。(《营州歌》)王昌的“脱鞋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击西胡”。(《龙标夜野宴》)在豪饮时回首阑珊灯火,于唱吟中勾勒出雄浑壮丽的边塞景观,给世人留下无尽的遐思。
活“诗仙”李白诗酒至尊,癫狂豪迈将酒趣、诗情交融结合写尽了饮酒时的癫狂与酒脱,表现出一股舍我其谁的雄放之气。李白流传下来的1500首诗作中,有170首写到酒和饮酒。“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忆旧游寄旗郡元参军“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四首》)在李白的诗中,赋予酒更多的英雄气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博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装,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种气概在光与影的极致里,演绎了无可比拟的绝唱。
“诗圣”杜甫酒诗沉郁,忧国忧民一一将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挥发得淋漓尽致。杜甫流传下来的1400多首诗作中,说到酒和饮酒的有300首。“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九日登梓州城》在颠肺流离中,他体验了盛唐转衰时期的种种阴暗,难以掩盖的是思乡的愁痛:“日兼春有,愁与醉无醒。”(《又呈窦使君》)他想大庇天下寒士,他想建功立业,可是入仕不举,国家的不幸与个人的怀才不遇重合在一起,是诗人长醉不醒的真正原因。
在唐代,有著名的“饮中八仙”,也称“醉八仙”。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名人、学者,虽然身份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的爱好喝酒。“饮中八仙”包括:贺知章、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辮惊四筵。”这首诗描述了当时长安市上“饮中八仙”的醉后之态:贺知章酒后骑马,晃晃悠悠,如在乘船。眼睛昏花坠入井中,竟在井底睡着了;汝阳王李琎饮酒三斗以后才去觐见天子,路上碰到装载酒曲的车,引得口水直流,为自己没能封在酒泉郡而遗憾
左相李适之为每日之兴起不惜花费万钱,饮酒如长鲸吞吸百川之水,自称举杯豪饮是为了脱略政事,以便让贤;崔宗之是一个潇酒的美少年,举杯饮酒时,常常傲视青天,俊美之姿有如玉树临风;苏晋虽在佛前斋戒吃素,饮起酒来常把佛门戒律忘得干净净;李白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他去长安街酒肆饮酒,常常醉眠于酒家,天子召他,他却因酒醉不肯上船,自称是酒中之仙;张旭饮酒三杯,即挥毫写书法,时人称为草圣,他常不物小节,在王之前笔疾书,若得神助,其书如云烟之泻于纸张;焦遂饮酒五斗,才得精神振奋,在酒席上高谈论,常常语惊四座。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贺知章二句,李琎(汝阳王)三句,李适之(左承相)三句,崔宗之三句,苏晋二句,李白四句,张旭三句,焦遂二句,寥寥数笔,各显仙意。八个人在嗜酒、豪放、旷达方面彼此相似。杜甫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八仙醉酒饮酒图
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唐诗中。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有两个层面: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二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
酒成就了文人墨客的无数佳作,给了英雄豪杰不凡的壮举,赐予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历史与文化又给了酒以全新的注释。不同于武将以及下层百姓饮酒那样划拳、喊叫、喧闹,诗人饮酒更富有艺术性和文化性,通常当场赋诗,虽然是“酒引眼前兴”,但也“诗留身后名”,造就了一大批伟大诗人,形成了唐代独特的诗酒文化。它既延续和丰富了我国诗词文化,同时也从更深层次赋予传统酒文化新的艺术生命力。
在唐朝经、政治、社会等各方有利的条件下,诗人们的诗酒激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社甫诗曰:“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这股潮流终将诗酒文化推向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