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心里只要害人，惯行歹事，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
晁盖带人救出宋江后，宋江恳请众人为他打了无为军，杀了黄文炳，他再跟着众人上梁山。于是，宋江向众人打探黄文炳的有关信息，薛永的徒弟侯健在向宋江介绍黄文炳的情况时，是这么评价黄文炳的：黄文炳“心里只要害人，惯行歹事”，无为军老百姓都把黄文炳叫做“黄蜂刺”。
也就是说，无为军的老百姓认为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因而小说中以宋江“浔阳楼题反诗”一案为例，详细论证了黄文炳就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那么，黄文炳真的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吗？只要详细剖析一下宋江“浔阳楼题反诗”一案，就可以得出结论。
之所以说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判断的基础上。但实际上，以下这三个判断都是站不住脚，没有充分的依据的，下面我们一一具体分析。
1、黄文炳认定宋江题写的是反诗，因而认为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
黄文炳和宋江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都在衙门里面做过公职，刀笔功夫都颇为了得。从宋江题诗完毕到黄文炳看到宋江题诗，这中间应该还有不少其他人也曾看到宋江题诗，但其他人没有谁看出宋江题写的是反诗，唯独黄文炳从众多题诗中敏感捕捉到了宋江题写的是反诗。
这只能说明黄文炳有出色的刀笔功夫，因为他从宋江“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句诗中认定宋江题写的是反诗。这种出色的刀笔功夫，使得黄文炳具有比别人更强烈的职业敏感性。我们不能从这里推导出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这个结论。
浔阳楼墙壁上有许多题诗，为什么别人的题诗没有被黄文炳认定为是反诗，偏偏宋江题写的就是反诗？原因很简单，宋江明明白白地在墙上写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诗句——“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就是这句诗句让黄文炳敢认定宋江题写的就是反诗。
由此看来，宋江题诗被黄文炳认定为“反诗”，是宋江自己写了这么露骨的带有造反意味的诗句，留下了成色十足的证据。要知道黄巢是唐代农民起义领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造反领袖”，宋江还敢“嘲笑黄巢不算大丈夫”，由此认定宋江题写的是反诗，的确也不能怪黄文炳。所以，我们也不能从这里推导出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这个结论。
2、黄文炳揭发宋江题写反诗，因而认为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
黄文炳从浔阳楼墙壁上众多题诗中发现宋江题写的是反诗，倘若换了普通人，可能只是一笑了之，置之不理。但黄文炳却郑重其事地把这首诗抄录下来，随身携带，特意去找江州知府蔡九揭发宋江题写反诗。
黄文炳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黄文炳和宋江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读书人深受传统儒家的熏陶，认为七尺男儿就该“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是说，他认为作为读书人，就应该把自己所学的满腹诗书拿来为朝廷、为国家所用。这其实也正是自古以来千千万万个读书人的终身理想。看看宋江不也是这样么？兜兜转转，最终念念不忘的还不是要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既然读书人的使命和理想就是报效朝廷，那么现在发现了居然有人题写反诗，作为读书人是不是有义务向当地政府报告、揭发？
第二，黄文炳是无为军的在闲通判，他心心念念的毕生理想就是要把满腹诗书拿来报效朝廷，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出职做官的机会。黄文炳费尽心思好不容易巴结到了江州知府蔡九这个贵人，因为他的父亲是当朝太师，权势熏天，如果有蔡九知府向朝廷举荐，黄文炳就能出职做官了。但黄文炳必须要有让蔡九知府向朝廷举荐的由头，也就是“投名状”，简单说，黄文炳必须要有“立功表现”，蔡九知府才能向朝廷举荐。
如今黄文炳发觉宋江题写反诗，这不正是黄文炳“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立功机会”吗？只要他向江州知府蔡九揭发宋江题写反诗，再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最好是确保宋江人头落地，蔡九知府就能向朝廷举荐，那么他出职做官的心愿就能变成现实了。
所以，无论从读书人的公心、理想，还是从黄文炳自身谋求出职做官的夙愿，我们都不能据此推导出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这个结论。站在朝廷角度，黄文炳作为读书人、作为一个在闲通判揭发宋江题反诗，怎么说都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肯定的举动，怎么能说他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呢？
3、黄文炳两次点拨知府，使宋江无处可逃，因而认为黄文炳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处理“宋江题写反诗”一案中，江州知府蔡九能力平庸，见识短浅，如果不是黄文炳，宋江早就“安全着陆”了，不可能会被判处即日斩首。最终宋江无处可逃，被江州知府蔡九判处即日斩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黄文炳先后两次点拨知府。
第一次，戴宗听闻知府要捉拿宋江，因为他在浔阳楼题写了反诗。戴宗赶紧抢先来给宋江通风报信。宋江情急之下六神无主，戴宗提醒他可以装疯卖傻，或许能躲过一劫。等到官兵真的来捉宋江归案时，宋江果然装疯卖傻，躺在屎尿里打滚，还大声满口胡说八道。果然瞒过了这些官兵，也瞒过了蔡九知府，大家都以为宋江不过是个犯了失心疯的汉子，也就放过他了。
黄文炳点拨知府，直接把宋江抓来，再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等人叫来当场核实，这么一下子，宋江的马脚就露出来了。宋江装疯卖傻的招数被黄文炳轻易识破。
第二次，梁山晁盖、吴用等人听说了宋江因题写反诗案，有性命之忧。他们一合计，就串通戴宗伪造了一份蔡京书信，说是要把宋江押解去京师，以便让梁山众人半道上救下宋江。然后再让戴宗拿这份伪造的书信去给江州知府蔡九。蔡九果然草包，一看这书信就信以为真，正要打算安排把宋江押解到京师去。
这个时候，又是黄文炳点拨知府，因为黄文炳看了书信后就识破了这是伪造的，因为一是蔡京写给儿子的书信不会用官方印章，二是即便用印，也用错了，把旧时职务的印章拿来用，这显然是错误的。这反而促使蔡九知府在黄文炳的怂恿下，判处宋江和戴宗择日斩首。
宋江装疯自救和吴用伪造书信救宋江，蔡九被骗过了，而被黄文炳识破。如果站在朝廷的角度，黄文炳应该算是个很优秀的人才，蔡九知府才是无能的饭桶。作为下属，尽心尽力协助领导处理好工作上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值得肯定的吗？怎么能说他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呢？
结论：黄文炳只不过是和宋江一样，希望有机会出职做官以报效朝廷的读书人，不能算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
黄文炳作为一个在闲通判，渴望得到一个举荐机会，好让他出职做官，这完全是无可厚非的。
他在“宋江题写反诗”一案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一是“有素质”，也就是精于刀笔，有强烈的职业敏感性，因而能发现宋江题写的反诗；二是“有理想”，想要把自己的满腹诗书用于为朝廷服务，想要出职做官、报效朝廷；三是“有能力”，两次指点知府，最终准确锁定了“题写反诗的犯人宋江”。
综上所述，黄文炳只不过是和宋江一样，希望有机会出职做官以报效朝廷的读书人，他在“宋江题写反诗”一案中的表现，是一个读书人和在闲通判应有的表现，合情合理，有依有据，完全没有依据说他是“惯行歹事”，因而，结论就是：黄文炳不能算是“惯行歹事的黄蜂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