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过去了 “文青”俨然已成了骂人的话

小西天一家盗版DVD的店里。

“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我一下呆住，反问道：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装作冷漠，显得兴趣不大的样子问道：在哪儿？老板说：明天会到货。

——贾樟柯《贾想》

贾樟柯谈到自己当初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们如果互相攻击，总会骂对方“农民”。

这让他感到相当吃惊，不单因为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农村背景，更吃惊于这些人缺乏教养。

因此每当有人称北影是贵族学校时，贾樟柯总是暗自发笑，贵族哪会如此没有家教，连虚伪的尊重都没有一点儿。

也是从那时候，贾樟柯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经验价值，那是一个被银幕写作轻视掉的部分，一个充满优越感的电影机制无心了解的世界。

后来，他将这一切拍成了电影，一种贾樟柯式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

（《小武》剧照）

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太多华丽与太平、清新与美好，大银幕上如此，手机短视频里亦如此。

一边pick着 PLMM和SQGG，一边向往着诗与远方岁月静好，感叹人间美满的同时必须要承认，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还有着许多和这些美好无法碰触的人们。

同理，几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或是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内陆的小县城改革开放步伐总是滞后的、迟缓的、凝重的。

电影《站台》所讲述的就是有关于此，有关生长于小县城山西汾阳的贾樟柯，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影片主要以四个人物的视角出发，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

他们有着共同点，都是县文工团的，并且都热爱生活，喜好文学，追逐潮流，紧随流行文化，穿喇叭裤、烫头、买吉他、读外国文学、跳西班牙斗牛舞。

他们做着一切与当时的小县城格格不入的事情，与上一辈人背道而驰。

张军托广州的姑姑送来两条喇叭裤，自己一条，崔明亮一条。

崔父看到后，质问崔明亮：工人穿这裤能干活吗？农民能下地吗？

之后崔父在崔明亮弟弟二勇的包中翻出一本书《茶花女》，疑惑什么叫茶花女？当看到书中写道玛格丽特出身寒苦，后为生活所困，沦为巴黎街头妓女时，崔父顿时气急，抬手就向二勇打去，认为儿子在看不健康书籍。

不仅崔父，尹瑞娟的父亲对于他们这一群人的做派同样看不惯。

四人结伴相约去看电影，尹父会认为他们是在凑热闹，并嘲弄道你还有这接受能力，老看外国电影？

尹父眼中的凑热闹，在年轻人眼中是需要蜂拥而抢的售票窗口，是满堂皆坐的电影院。

无论是崔父还是尹父，老一辈守旧的思想总是看不惯并不自觉地去抵触新兴文化的入侵，是小县城发展的滞后性让早先接触流行文化的年轻人和迟缓接受的老人产生了矛盾。

那一批年轻人，是有梦的。

一次文工团去外演出，路途中他们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

一群人疯也似的奔跑过去，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只为看一眼火车，并看着火车逐渐远去。

对那个时代生活在小县城的他们来说，火车不容易见着，哪怕这只是一辆拉煤的火车。

对他们来说，火车就象征着远方、未来和希望。

他们想走出去，走出这座小县城。

张军就曾有机会去了一次广州探望姑姑，在广州给崔明亮寄回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

“花花世界真好！友：张军”

回来后张军就成了众人的焦点，人们热切地讨论着他的发型、裤子、墨镜、手表以及提着的那台录音机，里面播放着比邓丽君和刘文正都火的张帝，哪怕身处汾阳的崔明亮并不认识张帝是谁。

外面的花花世界真好，归来的张军给这群人心底扎下了种子，为日后钟萍的离去埋下伏笔。

他们想走出县城，三明想走出山村。

三明是崔明亮的表弟，一次出城演出时，崔明亮遇上了这个好久不见的表弟。

去三明家的时候，一家人正在讨论着三明妹妹文英上学的问题，上得挺好，但家里供不起。

席间三明基本没有说过话，一度让钟萍以为他是个哑巴。

三明当然不是哑巴，只是他为人怯懦又怕生，文工团的车行驶时遇上了三明，崔明亮就让停车，捎他一段。三明没敢领表哥的好意，改道爬山走了，并解释道这样近。

后来去煤矿时，三明叫上崔明亮，因为要签合同，他不认字，想让表哥帮他看看。

合同上写的很简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如遇不测，补偿500元，每天工资10元。”

这就是三明，不爱说话，怕生，每天拿命换10块钱，死后这条命值500块。

文工团开车走时三明追了上来，手里紧紧攥着五块钱，交给崔明亮后说了一句话就走了：

“哥，这是五块钱给文英，告诉她一定要考上大学再也不要回这村里了。”

镜头此时一直对准远行而去的三明，即使迈向的是那般残酷的黑暗日子，但他的脚步仍沉稳坚定。

一个令人感动的细节是，之后崔明亮遇见文英时，没有将五块钱交给她，因为他自己又偷偷添了五块。

“文英，这是三明给你的10块钱”。我将这看作是崔明亮的浪漫主义。

影片中还有一句台词，我印象颇深，那是一次张军与钟萍的谈话。

两人谈到爱情，张军向正在赌气的钟萍解释说，“人家不是说，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过去。”

钟萍就问，这话谁说的？

张军轻描淡写地回道：“一个朋友，普希金”。

语气间没有任何不自然与做作，仿佛普希金真的就是他身边活生生一个要好的朋友、哥们。

像是崔明亮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自己是文艺工作者，说起来满是自豪。

对于文学，他们都是发自心底的热爱，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成为日子的一部分。

那么后来呢？

钟萍不告而别，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张军蓄起长发，形单影只。

尹瑞娟告别了舞台，考了公务员，在税务局上班，偶尔一个人在办公室时翩翩起舞。

崔明亮烫着爆炸头，在台上被人仍香蕉皮、烂苹果也依然高歌。

最终十年过去，影片的结局，尹瑞娟抱着孩子在房间踱步，崔明亮在一旁的沙发上睡着了。

不由得我想到北岛在《波兰来客》里那句有关文学与梦的话，也不知崔明亮此刻的梦里是什么。

一部《站台》冷静而克制地向观众展示了那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一个普通小县城里一群怀揣着希望与梦的文学青年最真实的日子。

像所有贾樟柯电影一样，《站台》里的背景音乐同样值得讨论。

影片中出现的音乐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记忆，更向观众传达着影片的时间线，从《美酒加咖啡》、《军港之夜》、《成吉思汗》到《站台》、《路灯下的小姑娘》。

尤其后两首，都出自当时最为火热的迪斯科舞曲专辑《87狂热》，一个充分反映那个时代人们躁动内心的歌曲专辑。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从躁动到沉寂再到坦然，岁月更迭，他们长得是年龄，变得是心态，终点处，理想不在。

妻子抱着孩子在旁嬉闹，崔明亮窝在沙发上熟睡。茶壶响了，像火车的声音。到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走出县城。

生命对他们来说就到这个地方了，不会再有奇迹，不会再有可能，剩下的就是比命长。

过去他们那代人一起追火车，看远方，想未来。

如今他们奔波生计结婚成家，哄孩子，睡大觉。

像贾樟柯说的那样，没有了青春的人都爱眯个午觉。

虽理想已然不在，青春更无可挽回，但这不需要悲观。

重要的是，他们曾经拥有，这就够了。

八十年代，人们随口说着普希金，大方谈着未来与理想，毫不避讳对文化与流行的热爱。

四十年过去了，“文青”俨然已成了骂人的话，你想和别人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理想，对方愣了愣，回道“装逼”。

素质差点的，可能还会在心里揶揄道“傻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