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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学是反映的、再现与表现相统一的、审美的、技巧的、实用的。所谓反映的，是指文学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文学又不是现实的简单再现，而是经过了作家的头脑这一“中介”，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
文学作品必然表现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情感态度与理解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文学虽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它又是人类从审美上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任何文学作品都渗透着作家的审美意识，于是就产生了它对人类的审美教育作用，所以，文学又是审美的。所谓实用的，则是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讲的，文学作品不只是消极地反映世界，它一旦产生后还会能动地通过读者影响世界，它不仅对人类有认识与思想教育功能，还有审美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等。
总之，文学是交织着多层意义与关系的复朵结构体。然而，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的多层意义与关系并非易事。古往今来，人们提出了种种文学主张。由于时代、阶级与认识的局限，这些文学主张，都不无偏颇之处。中国儒家的广义文学观认为，包括纯文学诗词歌赋在内的所有文章都属于文学范畴。它十分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以文学为政治的工具。重实用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学观的精髓与根本特征。
《怀风藻》
大化革新后，一些人开始写汉诗。现存的日本最早的汉诗，写于天智天皇时。726年9月，在宫内发现灵芝，于是朝廷“敕令朝野道俗等作玉英诗赋。壬寅文人一百十二人上玉英诗赋。”据此记载可见，至8世纪初期作汉诗者已日增。到了751年便编纂了日本第1部汉诗集《怀风藻》。
《怀风藻》收录了64名诗人的120首汉诗。诗作者多为天皇、皇族和高级官僚，几乎没有平民，仅有3名和尚。从收录的汉诗的形式看，以5言8句为多，共72首。尚无严格的格律，颇受魏晋南北朝诗风影响。从内容看，多为侍宴、从驾的应诏诗，达56首。应诏作诗，自然要歌颂天皇圣明，有着极功利的政治目的。《怀风藻》的编者也不讳言这点，说诗集中所收录的一些诗是天皇“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时，“宸翰垂文，贤臣献颂”而成的。
《怀风藻》开篇的第1首（也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即是大友皇子侍宴时，颂扬天智天皇的诗。该诗云“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诗的内容和个人内心世界无涉，已与传统的日本文学作品显然不同。至于诗中的“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之类的表现，更是虚言浮语，既为粉饰太平，又有谄谀取宠之嫌。《怀风藻》中的应诏诗，大多是以儒家的价值标准来歌颂天皇的。如其中一首说：“论道与唐侪，语德共虞邻。冠周埋尸爱，驾殷解网仁。淑景苍天丽，嘉气碧空陈。叶绿园柳月，花红山樱春。云间颂恩泽，日下沐芳尘。宜献南山寿，千秋卫北辰。”
诗中首先说当时天皇的道德高尚同于中国儒家称扬的尧舜，其仁爱之心超过殷汤王和周文王。而最后的一句则是儒家典籍的翻版。“南山寿”来自《诗经·小雅·天保》的“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说希望天皇象终南山一样长固永寿。“卫北辰”则来自《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面众星共之。”他如“天德十尧舜，皇恩霑万民”，“圣情敦泛爱，神功亦难陈”，“今日足忘德，勿言唐帝民”，“宽政情既远，迪古道惟新”等，均属此类歌功颂德之作。
这些功利性的歌功颂德作品，是言不由衷的，以对个性的压抑为特征，其中全然寻不到作为文学主体的个人。这与此前的《记》、《纪》歌谣恰成对照。《记》、《纪》歌谣多为恋歌，以直抒胸臆为特色。而《怀风藻》几乎未收录恋歌。仅仅收录的《咏美人》和《秋夜闺情》两首，也多是中国诗歌的摘句或模拟。如《咏美人》曰“巫山行雨下，洛浦回雪霏。月泛眉间魄，云开髻上晖。腰逐楚王细，体随汉帝飞。谁知交甫珮，留客会忘归。”
其中不过是中国诗歌常见的典故与表现的重复，毫无新意，从中读不到《记》、《纪》歌谣那种充溢着跃动生命力的感情。诚然，《怀风藻》的汉诗不仅表现了儒家思想，有些汉诗还表现了老庄神仙思想与佛教思想。如《游龙门山》“命驾游山水，长忘冠冕情。安得王乔道，控鹤入蓬瀛。”显然受到老庄神仙思想的影响。而道融和尚写的“我所思兮在无漏，欲往从兮贪嗔难，路险易兮在由己，壮士去兮不复返。”则以“无漏”、“贪嗔”等佛语入诗，表现了作者要脱离充满烦恼的俗世的决心。
《怀风藻》的汉诗作者们，欲以异国的语言和异国的文学样式来表达日本人的思想感情，确非易事。在初作尝试时，模拟中国诗歌的句式、意境乃至套用其典故词语，亦在所难免。但是，正由于《怀风藻》作者强使文学作品屈从政治的功利文学观和初作汉诗的不成熟，不能不削弱了《怀风藻》的文学价值。
《万叶集》
关于《万叶集》成书于何时，由谁人编纂，现在已无确凿无误的证据。但是，从它所收录的和歌看，其编纂成集或许比《怀风藻》要晚。因为《万叶集》中写作最晚的和歌，写成于759年正月1日。一般认为，《万叶集》的编纂者是大伴家持。《万叶集》全20卷，收录了诗歌4500余首。其创作年代跨度甚长，最早的是5世纪前半期仁德天皇时，最晚的则在759年，但主要是7世纪以后的作品。作者范围亦极广，既有天皇和贵族，也有民间歌人。
从形式上看，所收录的和歌有3种体裁：长歌、短歌、旋头歌，也包括少数佛足体的歌。不过无论哪种体裁，都是以5音群为基础，由5音群和7音群相互错落而构成。一般认为这种“57调”格律的形成，是受了中国歌骚体和乐府体诗歌的影响。《万叶集》按杂歌、相闻、挽歌这样的项目分类，尤以相闻类诗歌居多。一般认为这种分类法是受了中国《文选》的影响。相闻是人与人感情相交流的诗歌即所谓抒情诗。杂歌则记录行幸、旅行、公私宴会等。
《万叶集》诗歌的题材以恋爱为主，这与《怀风藻》不同，是继承了《记》、《纪》歌谣的传统。《万叶集》前期的和歌的风格，虽仍雄浑有力，上承《记》、《纪》歌谣余绪，但《万叶集》后期的和歌，则变得委婉、纤弱而绮丽。只有民间歌人的作品，一直保持着素朴的风格。尽管《万叶集》较之《怀风藻》更多地保持了日本古代文学的固有传统，但是，不仅如上所述地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将近20位《怀风藻》的汉诗作者，同时是《万叶集》的歌人。他们无疑会将中国文学的影响带入和歌创作领域。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万叶集》也出现了一些类似《怀风藻》侍宴应诏诗那样的歌功颂德作品。如柿本人麻吕在天皇游览吉野宫后写道：“大王若神明，事神心意专，吉野川湾上，高殿入云烟······”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大王如天日，皇子亦神明。”“大王天日子，天子建新猷”等。
结语
《怀风藻》在日本文学史的生命力，远远不及日本第1部和歌集《万叶集》，就是不言而喻了。歌功颂德的作品，固然表现了政治功利性，但是，《万叶集》的具有政治目的作品又不仅限于这些歌功颂德之作。一些歌人关心时政，同情贫苦民众的遭遇，他们所写的带有社会批判性质的作品也表现了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不过，这类作品在《万叶集》中并不多见，《万叶集》歌人的视野仍大都拘泥于个人的感情世界。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则是这种极少数的社会抒情诗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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