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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曾”指曾国藩，“胡”指胡林翼，不过不要闹笑话，这本书并不是二人写的，也不是他们的手下拍马屁搞的，而是著名军事家蔡锷在曾胡去世后“编写”的。1911年初，蔡锷接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到云南负责军事，编写了对军人的“精神讲话”，这就是《曾胡治兵语录》。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没有留下军事专著，蔡锷收录在书中的“语录”散见于曾、胡二人的奏章、书信、日记等。这是一部辑录性语录体兵书，是儒学向兵学延伸的产物。
曾胡的“大儒”身份决定了该书中儒学的分量。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学到的都是儒家的东西，在军事上则是菜鸟。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多为行伍出身，由文转武而又成就功业的并不多见。曾胡刚好赶上天平天国运动，于是“半路出家”，由文而武，逐渐成长为“儒帅”。
其实，曾胡兵不擅长战役战术上的军事指挥，但在战略和用人上很有一套，并非只会钻故纸堆的迂腐书生。正如王闿运在《湘军志营利篇》中所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曾胡在军事实践中，难免将其心中的儒学贯穿到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从《曾胡治兵语录》看，曾胡往往用儒术治兵，以儒家的“仁”、“礼”训练和管理军队。对此，蔡锷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
儒学是贯穿《曾胡治兵语录》的灵魂。传统兵书一般“就军论军”，很少涉及军事以外的领域。《曾胡治兵语录》则不然，它既直言兵，又间论儒，可以说是儒学向兵学的延伸。建军以“忠义”为准则，治军方面，以仁、礼为本；以勤、恕、廉、明为用。
曾胡将半生以来的儒学修养注入到兵学中，对兵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治军方面的“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对此，蔡锷十分欣赏，他说：“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官，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殓瘁已耳，复可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自先秦以来，兵学和儒学本来是对立的，而曾胡对传统兵学进行了改造，缓解了两者的关系，实现了兵学和儒学的统一与融合。正如胡林翼所说：“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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