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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字子原，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柳宗元是唐文学史上一位奇才。他的诗好，文章更好，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白居易为同时代人，他与刘禹锡同年进士，又同是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结果改革失败，又与刘禹锡等一同遭贬，发配永州任永州司马。永州边荒之地，名为司马，实如徒。但他壮志不已，刻苦为文，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骁将。他的文章堪称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丰碑，有唐一代，唯韩愈可与之并驾齐驱。他不但善于为文，而且有非常难得的政治见解，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且人品非常高尚，成为一代文章巨匠，绝非偶然。
柳宗元后来作柳州刺史，同样政绩斐然，他病死柳州任上，当地人民对他非常怀念，为之立庙祭祀，奉为神明。柳宗元少年得志，比韩愈早走上仕途而且曾一度辉煌，也是韩愈所不能比拟的。那时候，韩愈还在为没人赏识而着急哩。但他一生不顺。王叔文变革集团一败，他就被贬永州，永州乃荒凉边塞之地，使他远离了唐代文化中心，失去成为古文运动主帅的客观条件。就他本人性格而言，他也没有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和别人平等谈心。有人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被贬谪他乡、心情抑郁的结果，其实不尽然。韩愈也曾被贬，但好为人师的精神始终如一。
过去研究历史，对人物性格关注不够，把这方面的荣誉都无偿送给小说家了。人的性格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前途，至少决定人们在选择前途时的行为方式。柳宗元的性格特点，是做得比说得更多，也更好，而且并不因此而产生特殊感觉。柳宗元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成就之高，堪称卓然大家。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更有成就。与韩愈相比，也在伯仲之间。他的散文主张，和韩愈大同小异。
他不像韩公那样认定佛教是外来之物，一点益处没有，于国于民全是祸害。他非但没有这样强烈的主张，而且对佛学仿佛也有研究和信任。他女儿身体不好，求医不成，就去求佛，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但他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他的观念更是儒家的，他最推崇的依然是“尧舜孔子之道”，坚决主张“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之道”。但他比韩愈更具现实精神，或者换句话说，他对古文化运动的主张在主旨上和韩愈并无二致，只是更其扎实、深沉，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有更多了解与深切同情的人。
他的散文，几乎无所不能。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韩愈旗鼓相当，具体领域，则二人各有长短。可以这样说，柳宗元是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支持和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虽然他并非主帅，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把他和韩愈并举，看作唐代古文运动中两位杰出代表。后世儒学人物虽然多有抑柳扬韩情绪，但柳文的成就是贬抑不住的，韩柳恰如李杜，自有文章传千古，不管他人论短长。
柳宗元的诗歌，继承陶渊明传统，又加上自己的潜心创造，实为唐代山水大家。他是唐代五大山水田园诗人之一。俗称王、孟、储、韦、柳。他的山水诗水平很高，可以直追王、孟，胜过储、韦。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评价柳宗元山水诗，认为他的诗应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话大体公允，也不尽然。陶诗主要特点是清淡悠闲，虽不着意为之，但意蕴深厚；柳诗虽善写山水并不专心致意于山水，而是一边写景、一边寄托自己的不平之气，但他并非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像王维那样，一面想做官、一面又希求舒适安逸，处在官、隐之间两面都想讨好。
柳宗元的山水诗歌，写山川色，不忘人世沧桑，固然活得辛苦，但那种孜孜以求的赤子之心令人尊敬。柳诗擅长炼词造句，恰如其文。他的诗不以风格流畅著称，这一点仿佛不如王、孟。但他字句考究，恰似五彩飞虹，点点都成颜色风格远于流畅，近乎冷峻，虽是山川小，写来别有精神。他的江雪》一诗，可得绝唱美誉，虽然只是一首五绝小诗，却能意境幽深，诗容警策。
又有《渔翁》一诗，不但情景交融，而且图画清新，佳音在耳。虽不故作声张，已然情高意远。柳宗元古体、今体皆长，而且因为他诗才八斗，个性鲜明，无论使用何体，都会印上他独特诗风的浓烈色彩。但柳诗雄深雅健，不免和者盖寡，加上他不如刘禹锡那样性情豪放，什么挫折打击全不在话下。他性格刚直，但偏于内向，许多苦闷无法宣泄，发而为诗，不免情感凄楚，伤心语重。特别遇有亲人相别，倍觉烟寒云瘦，苦人心肠。他的《别舍弟宗一》，可作这种心情的真实与照。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参考资料
《别舍弟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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