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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故都的秋》郁达夫
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秋风乍起,整个时代风雨飘摇。
动荡的年岁里,秋还是一如既往的模样,透过黑白的老旧影片,甚至可以看见那些穿着棉布单衣和夹袄的人们,咬着烟管,来来往往地走进雨后的斜桥影里。
黑白影像一幕幕飞快地从眼前滑过,偶尔可以看见那位拉着黄包车的师傅飞快地穿梭在茶馆区。
秋雨细细地洒落,老照片里的场景突然活了过来,侧耳倾听,大铜锣的的声音忽远忽近,夹杂着小贩们一阵阵的吆喝声,从时代的尽头传来。
郁达夫曾用这样的话描写北平的秋:“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而他的情,不止于北平,而是整个中国,是脚下的所有淌着国人血脉的土地。
提起郁达夫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陌生,却很少有人真正去走近他。
郁达夫一生坎坷,对此郭沫若也曾感慨过:“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
同样,纵观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总带着一丝颓废与凄美的味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丧”字,但是揭开这个“丧”,流露出的那声声悲鸣俱是铁骨铮铮,家国情深。
沉沦的悲鸣,愤世的呐喊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一个“郁”字,似乎也冥冥之中写出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
达夫幼年丧父,生活窘迫,留学在外饱受歧视,以及那封建制度下指配的婚姻,也让他在感情上悲剧收场,而后,母亲和儿子相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离世。
人生的跌宕起伏,与他文章中的悲观主义色彩相互交叠,让人忍不住唏嘘。
直到他49岁那年,日军终于宣布投降,而他尚未来得及欢呼,生命便因为一场暗杀戛然而止。
有人曾说,要想理解郁达夫,先要读《沉沦》,读懂了《沉沦》,对郁达夫也就理解了一半了。
于是,顺其自然地翻开这本书,入眼第一句便是: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在郁达夫的笔下,主人公总是逃离不了“清瘦,苍白,孤冷,苦郁”的色调。那些人物不是郁达夫,却又带了他自身浓厚的影子。
当时,整个时代动荡不安,西方思想纷纷涌入,中国如同一栋摇摇欲坠的大厦,随时可能倾塌。
而中国人,也被冠上了“东亚病夫”称号,饱受歧视。留日的主人公,一个人独自走在校园里,走进茫茫的夜色里,无人倾诉苦闷,无人排解苦难,而每当怀想起祖国的时候,热泪盈眶却又无可奈何。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样的呐喊,在文章尾声中反复地出现。这是主人公的呐喊,亦是郁达夫本人的呐喊。
拉扯着那条又瘦又长的影子,他毅然决然地投身大海,主人公死了,《沉沦》这本书却活了。
沈从文先生曾说:“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对于那个时代而言,郁达夫的文字带有极度夸张的个人情绪色彩,抛开了对羞耻的藏揶,也不回避青年人内心的大胆暴露,这种暴露往往会让人觉得离经叛道,却也正是如今率真式的露骨,一出版便震惊了整个文坛。
多年后,郁达夫本人也总结下了这样一段话:“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
如果说,鲁迅是“刚硬”,那么似乎郁达夫就是“柔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郁达夫,也不尽然。
郁达夫和鲁迅一样,也曾写过诸多对于当时国民性一针见血的言论,他深知,中国当时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国家。
在面对北平的新闻记者时,郁达夫说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
最终,达夫用八个字概括了当时国人的共性:“太信天命,不肯自强。”
这与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一腔率真骨,古道热肠心
1923年,郁达夫那时早已名声大噪,而且刚刚出版了《茑萝集》,正和鲁迅先生促膝长谈。
当时,沈从文正蜗居在一个简陋狭窄的房间里,不停地写不停地投稿,却没有一家刊物愿意收他的文章,他走投无路,便试着给当时名声颇大的郁达夫写了一封信。
郁达夫见到沈从文的时候,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在大雪纷飞的季节里,沈从文握笔的手指也被冻得通红。
郁达夫随即拉着沈从文进了一家小饭馆,直接拿出了一张五块钱的票子付账,并将剩下钱全给了沈从文。
而那时的郁达夫,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十块,再加上教育部经常欠薪,日子也不是很充裕。
时光马不停蹄地往前奔走,郁达夫已然不在,半百光阴不过一瞬而已。
彼时,沈从文早已白发苍苍,年逾古稀。他再度提起了那件事,整个人热泪盈眶,声音哽咽:“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一饭之恩,永生难忘。
郁达夫天性热情诚恳,在当时,他不仅与鲁迅等左翼之间交往颇深,同时与徐志摩等新月派作家也关系匪浅,这在当时文学阵营分明的情势下,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到了后期,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开始融入了这样的特点:对弱势民众的关注。
他对生感到苦闷,却又万分关注着社会现实,而这一切,也要从1923年发表的那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来说起。
这篇文章,主人公依旧是个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落魄的文人,却和底层的女工走到了一起,入目所见,俱是底层人民的苦难。主人公为此悲鸣,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不幸的根源。
不光如此,达夫的目光也未曾脱离过当时中国的青年一代,在给沈从文的那篇《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很多话语,拿到现在来看,也颇有意思:“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开的?”
翻阅全篇,句句犀利,随便拈一句都是酸涩的嘲讽,但是了解了文章背后的用意之后,足以让读者眼眶泛红。
北平的秋一如既往,而郁达夫脚下站立的依旧是这片土地,只是眼里满是泪水,那泪水不仅源于这片土地,更是源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3.赤血丹心,死得其所
1938年,郁达夫前往新加坡,负责主编《星洲日报》华文副刊。
在任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抗日,成为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协会的主席。
四年后,日军攻打新加坡,他随即前往了印尼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同时留起了胡子,人称“赵胡子”,同时娶了一名当地华侨女子为妻。
化身为赵廉的郁达夫,硬生生的将自己活成了两个人,他开了一家酒厂,出面当酒厂的老板,胡愈之为会计。
即使流亡他乡,隐姓埋名,他依旧心怀着祖国,一腔救亡图存的热血从未熄灭。
但是因为那一口纯正的东京腔暴露,日本宪兵找上门,指定“赵廉”作宪兵翻译,拒绝唯有死路一条,他只得点头同意。
也正是利用这一敏感职位,他暗中保护了当时许多的地下党成员。
胡愈之曾在书中写道:“所有中国人的事情都被他解脱。”
可以说,在他就任日本宪兵翻译的这段时间,在当地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日军杀害,这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倘若有一些奸细上前向日军通报信息,郁达夫便故意捣乱,错误翻译,最后反而将那些奸细惩罚一番。
那段日子,郁达夫实在是如坐针毡,向来嗜酒的他,竟然滴酒不沾,他生怕有一日说了梦话,暴露了身份。
他将自己活成了“赵胡子”,极度的分裂之下,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居然是当时的大文人郁达夫。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
可是仅仅过了半个月,郁达夫还在与朋友一道喝酒感叹,却突然被人唤了出去,一步一步地进了茫茫夜里,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他走进深夜失踪后的第二天,他的女儿出生了,哇哇的啼哭声,伴随着无尽的唏嘘。
郁达夫的死因扑朔迷离,尸骨下落不明,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得到答案。
当那个垂垂老矣的日本老兵看到一张写着“赵”字的纸条后,手指不停地颤抖,才讲述了一切,证实了之前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论。
多年之后,郁达夫故居依旧静静地屹立在青空之下,周围树木青葱,偶尔有人前往,凝视着这片土地。
胡愈之曾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这样评价:
“作为一个诗人跟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
“他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
“正如赵胡子是郁达夫的伪装一样,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敌人,他的迫害者罢了。”
风雨飘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北平也成了北京,秋天早已过去,冬天已经到来。
有人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
可是,北京从来都是北平,那些曾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泪流过血的人们,都在等着一场故都的秋。
每当站在这片土地上,睁开眼看着高远的城墙,一座座重新修砌好的四合院,主干道的车辆来来往往奔流不息,忍不住热泪盈眶。
先生,这山河已无恙啊。
文/砍柴书院:鱼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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