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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梁启超论民本思想，以为“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之所由结合也”，认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与“天子政治”共存的。儒家在强调以民为本的同时，也要强调君主的道德品质。《尚书·皋陶漠》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己将民本与天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出来。之后《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皆有或多或少的民本思想的阐述。
老庄虽没有详细讨论民本思想，但其清静无为的政治理想，主张上无为而民有为，上不扰民，不能向民众过度地索取赋税、摊派劳役等等，也是从根本上强调了以民利为本的政治理念。
《文子》是继《庄子》而起的一部道家著作，其中虽无有关民本思想的专门篇章，但民本观念的火花散见于全书，若将它们连缀显现，则灿然焉。其特点是:论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人主，同时应该是圣人，为“民之师”;其最终的逻辑归属就像老庄所倡导的一样，奉行无为而治。
人的本，性生论
先秦文献中往往民即人，人即民，人民都作民人。所谓民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思想。天子治理天下，必须以人为本。而人为何物?先秦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全面讨论过。而《文子·九守》则有以下一段专论。
“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己成，五脏乃分。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外为表，中为里，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耀、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脏、九巅，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
这是至今可以看到的探讨人体孕育、成型、各器官功能的最早的文字。也许它来源于战国阴阳家或医家的阐述，己经显示出“天人感应”的痕迹。可以看到，
《文子》这段论述的人论，从人的本始出发。既然人的各体与天地相应，故能感应。既然“人与天地相类”，因此人也就是自然之生物。以下尚有大段论述人的血气、精神及五脏的文字。指出:“故耳目淫于声色，即五藏(脏)动摇而不定，血气滔荡而不体，精神驰骋而不守。”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圣人，应该“爱而不越”，不为各种嗜好物欲所蔽塞，,守聪明，使心气精神不乱不越。“圣人诚使耳目精明玄达，无所诱慕，意气无失，清静而少嗜欲，五藏便宁，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即观乎往世之外，来事之内，祸福之间，可足见也。”可以洞察古往今来历史和世事，看清祸福之兆。“人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即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
吾处天下，亦为一物。”说来道去，天地运行都一致，将万物概括为一。作为治理天下的圣人天子，应将人视为自然万物之一种。“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辞也。欲不可纵，事不可繁。贱之不可憎也，贵之不可喜也。因其资而宁之，弗敢极也。弗敢极，即至乐极也。”圣人天子若能“顺其资而宁之”，追求嗜好和物欲不敢至于极至，就可以实现乐极的治世。
人又有社会的属性，即人类社会出现了分群体、分等级的现象。《文子》不仅有“四民”(士、农、工、商)之说，还有人分二十五等的见解。其论“四民”曰:“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农士工商，乡别州异。故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工，商无折货，各安其性。异形殊类，易事而不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先秦思想家多论及“四民”。
“人不兼官，官不兼事”亦见于《荀子·富国》(“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乡别州异”则为管仲相齐桓公的一种改革措施，使四民不杂处。“群萃而州处”的好处是:“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使得各群体所从事的事业代代相传，技艺精益求精而臻于发达。
“四民”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二十五人则属不同的阶层。《微明》曰:“因此我们知道天地之间有很多圣人，其中最为出名的有二十五类人。次五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
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把二十五种人又分成上五、次五、中五、次五、下五五等，指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等级差别明显，智慧与愚蠢差别明显。《符言》曰:“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和普通人生命都是共同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思想境界不同；普通人的生死，他们一生追求的是生存，不明白很多的利害关系。
道是在天，地上一般是分布的很多物质，和睦的关系主要在于人，人和人之间如果不和的话，那么就算是天气也不会很好，地也不会变得很富饶，这就会造成阴阳失衡，风雨规律被破坏，人民生活不富足，疾病饥荒缠身。”
《九守·守虚》“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再聪明的圣人天子也要懂得人的生与死，其生不过是天行，其死也只是物化。深刻理解生与死的道理后，更应该主“和”，要与愚人和谐。否则就会遭到天地阴阳的报复。
然不管是何种群体、何种等级，作为人总有其共同的秉性特征。《下德》曰:“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九守·守清》也说:“人们的很多生活都是靠天地得以生存，很多东西都是耳濡目染，口鼻也可以体会到万般滋味，或香或臭，人们的体肤也是暴露在外，感受着温度变化，其情一也。
或以死，或以生，或为君子，或为小人，反为制者异。”人的基本情状是求生存，在生存的基础上追求幸福快乐，喜欢欣赏音乐舞蹈，喜欢欣赏美食，喜欢穿着薄而凉、轻而暖的美丽衣服等等。
所以《九守·守清》又说:“治天下者必达性命之情而后可也。”作为治理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必须通达自然之性命。《下德》也说:“人的本性，是纯洁的，不受污染的，只是因为长时间接触外在的不友好的东西，受到这些的影响，逐渐忘记了自己的本心，这样几个方面的影响就创造出了每个人之间不同的性格。
而衣食住行这些后世约定的礼俗类的东西，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远古之民本毋须管理、控制、治理，可是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和不平等，于是产生了社会的契约，人们推举出贤者、有才能者来治理天下。
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自然》篇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之民强凌弱，所以君主设立了很多的诸侯用以起一个警醒的作用，方便后人作为教诲的地方，这个命令一颁布下去，国家内的人都是积极的响应，四海之内无不主动去做，但是在传达的过程中，很多环节没有做好，也就导致了受益人老百姓生活的贫穷饥饿，养老弱，息劳倦，无不以也。”
这段论述就有点社会契约的意味。树立帝王、天子，选择圣人的本意是希望他们能够“齐一之”，消灭“强潜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的社会邪恶现象。《道原》曰:“人任耳目以听视者，只是单纯的劳心劳力，却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这些所谓的治理其实是不起作用的，每一个人的成才这路都是不一样的，且都不怎么会被其他人所知晓内幕，一个人就算有再大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做到很大的事情。”
又因为天子、圣人一人的聪明才智不能遍照四海之内，所以还设置了三公九卿的官员以辅助天子，将天下分成诸侯国以分而治之。在古代中国产生了“天子政治”，因此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应运而生。
我们看到:《文子》提出民本思想是以论述人的自然属性为出发点，由于人在求生存的过程中，物欲不断地膨胀，导致贫富差别。《文子》的作者进而讨论了人的社会属性，分成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然后需要天子、圣人来治理天下。治理天下当以人为本。这就是《文子》民本思想的第一个特点。
圣人以民利为本
《文子》民本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天子圣人最高统治者提出的要求。要求他们必达自然之性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人主，同时应该是圣人，为“民之师”。圣人是儒家思想家所推崇的最具道德、最有睿智、最有才能的人物，如英明的古圣王黄帝、神农、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
道家思想不仅不怎么讲圣人，而且提出“绝圣弃智”，认为有了圣人，天下大乱。《庄子》中常提及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谈及圣人则采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文子》列举的二十五种人中属“上五”之一为圣人。
《文子》虽属道家著作，而其作者己经明白人间并无神人、真人、道人、至人，与其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来要求统治者，毋宁用人们普遍能理解、能接受的圣人去要求统治者。我们来了解《文子》所论述的圣人。
首先，圣人不能纵欲失性，即应该节制欲望。《道原》曰:“人人从欲失性。”从即纵;失性即自然之性命。如果治理天下的最高统治者纵欲失性，则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坠入邪秽，以此治理国家、天下，国家、天下就会大乱，同时导致其自身污秽不堪。因为在《文子》看来，人的天性是纯朴无邪秽的，物欲过度即为邪秽淫乱，所以唯有最高统治者的圣人能够“遗物反己”，即抛却物欲，节制欲望，不以智慧攫取财物，不以欲望滑和。“滑和”一词当为圆滑调和之省，属贬义词。
大体是指既贪婪地满足穷奢极侈的欲望，又圆滑狡诈地装成正人君子的样子以蒙混于世。东汉高诱注谓:不以身为物所役，不以情欲乱中和之道。圣人天子对自己要节制欲望，而要让民众富裕。《微明》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治国若不足，乱国若有余，存国困仓实，亡国困仓虚。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为而民自化。”总之，唯有当圣人之品质不为物欲的奴隶之时，才能实现治世。《道原》曰:“是以处上而民不重，身居高位而不为人所受伤，没有人敢去与他斗争。”
圣人无争于万物，故人莫之争。此语实出《老子》，其66章曰:“是以圣人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不过《文子》稍改其意为处上者不争于万物，故下人莫敢与之争，这一说法实际上是要求天子圣人节制欲望。
既然圣人不争于万物，其治理天下，就能取下有节，自养有度，而且能与民同苦乐。《上仁》篇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文中描写了有道明君治理天下的做法，而暗主恰恰相反，相较之下，明主治理天下显然是以民为本，而暗主则以人民为鱼肉。文字并不难懂，道理也不深奥，可是“贪主暴君”在历史上时或有之。无非是贪得无厌的欲望使然。
第二，天子圣人需具备自谦而尊贵他人的道德品质。《符言》曰:“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与，不在来。是以圣人之故贵贱尊卑，道以制之。人古之圣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后人。”很清楚，《文子》的作者运用老庄哲学中“欲取姑予”的主张，“欲贵于人者，先贵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人;欲胜人者，先自胜;欲卑人者，先自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子圣人治理天下，当然应该得到人民的拥护、推崇和爱戴，而拥戴来自于天子圣人对他人的尊重。若一味斥责，用所掌握的权力去压服人民，其结果就适得其反。所以应该是懂得“与之为取，后之为先”的道理，明白此道理后，付诸平时的言行，那么“天下乐推而不厌，戴而不重”，也就几乎达到“道”的最高境界了。
第三，圣人天子治理天下要顺应自然之本性。用《文子·自然》的话说:“故圣人之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条畅之。”《自然》又曰:“故圣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所能，周其所适，施其所宜，如此，即万物一齐，无由相过。……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程为田畴，奚仲为工师，其导民也，水处者渔，林处者采，谷处者牧，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治理天下怎样才能做到顺应自然之本性?即“因其所有而条畅之”，“使各便其性”，又举了我国父系氏族后期英明圣王尧治理天下的盛况，也就是“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所能，周其所适，施其所宜”。
第四，天子圣人是民之父母，也是人民之师，应该父仪天下、母仪天下。《道德》曰:“之所以人被称为有道德的，是因为人做到的匡扶正义，不违背道德，要将世间的污浊感化，变得淳朴和纯净，要有一生的时间来做这些，从而做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人是社会的主要构成之一，百姓就是他们的老师，无论是上为人还是普通人都有所礼仪体态。上有道德，则下有仁义;下有仁义，则无淫乱之世矣。”
《上义》则曰:“上视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恩之加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圣人应该也是民众的老师和榜样，“人主者，民之师也。上者，下之仪也”，说得很明白。
不过君主为民之师，上为下之法仪，是继承荀子而来的。《荀子·王制》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君道》“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既然上下的关系情同父子、兄弟，那么“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之斗”;既然君主为民众之师，民众也会师事之，榜样力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上有道德，下有仁义;下有仁义，则不可能出现淫乱之世的。
既然天子圣人为民之师，则应当教育民众。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上仁》曰:“民众者，教不可以苛。”意指不能教民众以苛刻的刑法，否则“法烦刑峻，即民生诈。上多事则下多态。又以智备之，譬犹挠水而欲求其清也。”不仅不能法烦刑峻，而且不能多事、多求、多禁，否则就譬如“扬火而使无焚，挠水而欲求其清”，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自然》曰:“故圣人立法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这里说的“以导民心”的法，不仅指刑法，可能泛指法则、法规、处事之方法等。要之，《文子》强调天子圣人要为民之法式，同时要求天子圣人要为民师，实施教育。这是先秦诸子和《文子》民本思想出彩的一个方面。
身教重于言教，《管子·形势解》说得好:“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礼，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不复行也。”《文子·道德》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即有功者废，无罪者诛。……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微明》也说:“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
爱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乱政。”《文子》的作者继老庄道家思想而来的一位思想家，却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此书的行文中除了大量采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概念和术语外，其为标题立目也用“上仁”、“上礼”、“上义”等，而在此处论及圣人天子的品质时，即以“仁爱”为准绳。《上义》说了一段更像儒家的话:“圣人一以仁义为准绳，中准绳者谓之君子，不中准绳者谓之小人。”我们都知道儒家尊君，但尊君的前提条件是君主必须是一个仁者。
结语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圣人都怀仁爱之心，民众响风，那么社会大治，人民无灾无祸，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道德》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只不过他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差别，一些人过得很富足，一些人过得很拮据，就好比天下的国家中有很多都面临着破坏，和灭亡，有一些人也有着道德丧失的情况，人之所以称之为道德者，是因为有相关的修养，因此才可以有道德和无道德的区别，如果是天下位居高位的领导者都可以爱护子民百姓，都怀有仁爱之心，那么就算遇到灾祸也不会感到特别的慌乱，会拥有足够的信心去战胜这些。”
《文子》毕竟是道家著作，故其行文间或用“仁爱”，间或用“道德”，这里“相生养”、“相蓄长”、“相亲爱”、“相敬贵”的道德与仁爱没什么两样。不过，《文子》还是将道家讲的道、道德，即“清静无为”作为实现民本政治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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