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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525年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后，德国分裂状况更加严重，农奴制也以更加残酷的形式再度兴起。由于地理上的新发现和航海术的进步，商路发生了转移，西欧沿海国家如英国、荷兰获得了海上贸易优先权；德国则从国际市场上被排挤下来，商业凋零，城市衰落，重又成为一个农业国家。
德国的17世纪在历史上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当时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比较落后，文学上也没有出现能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法国的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相媲美的文学巨匠。尽管如此，德国文坛上确有几个相当重要的人物：马丁·奥皮茨在文学理论上，格吕菲乌斯在诗歌和戏剧上，格里美豪生在小说上的贡献都对德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处在德国文学向伟大时代迈进的过渡阶段。自1525年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后，德国分裂状况更加严重，农奴制也以更加残酷的形式再度兴起。
诸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把宗教作为工具。当时德国皇帝和一部分南部诸侯信仰旧教，北部诸侯信仰新教，两派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外国的势力也利用德国的分裂从中牟利。1608年新教诸侯组成“新教联盟”，天主教的诸侯们随即在1609年组成“天主教联盟”与之对峙，双方的对立和冲突造成了非常紧张的局势，终于在1618年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不仅是德国的内战，而且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战争。
除了德国内部的两大阵营外，参战的还有西班牙、丹麦、瑞典、英国、荷兰、法国等国。但是战场则在德国的土地上，这些国家有的派遣军队到德国，有的用经济等方式支援。这场战争从1618年捷克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到1648年两方面达成和议，延续了30年之久。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在政治上更加分裂。整个德国国土共分裂为296个小国，66个自由城。各个诸侯纷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在经济上，由于人口在战争中大量减少，土地荒芜，矿山被废弃，农奴制度加速发展。
三十年战争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使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以文化方面的重要因素－语言而言，马丁·路德曾清除了德国语言的积秽，促进了语言的统一，但是此后德国语言并没有得到继续培养。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外国的士兵在德国土地上到处横行，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就是在语言上也给德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宫廷里，统治阶级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多于说德语。他们鄙视、甚至放弃了祖国的语言。
唯一的而且是最后的一条可以维系德国人民文化上统一的纽带－语言－也面临被割断的危机。然而17世纪出现的语言学会挽救了德国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以前，就有爱国的贵族、诸侯、学者和作家致力于清除语言混乱的现象，努力争取在语言上求得德国的统一。他们组织起语言学会，目的是一方面在路德的《圣经》翻译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语言的纯洁度，排除外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以语言的提高为基础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
1617年，图灵根的诸侯和贵族模仿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模式在魏玛建立了丰收学会。他们提出学会的宗旨应是：尽可能维护高地德语的本质与水准，不掺杂外来词汇，并在言谈方面争取最好的口语形式，在写作和赋诗方面争取达到最纯粹的艺术境界。许多学者和诗人都相继在类似的学会中发挥作用。1633年在斯特拉斯堡、1642年在汉堡、1644年在纽伦堡、1656年在吕贝克召开的语言学会会议都很有影响。一种强烈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意识体现在人们对形式、语言艺术和语法规则的实践和探索之中。
马丁·奥皮茨是学者、丰收会会员、诗人，更重要的是诗学理论家。作为一种新风格的开拓者，他开了巴罗克文学的先河并非偶然。1624年，这个异常活跃的西里西亚人在海德堡这座人文主义抒情诗和信仰革新的城市，发表了他的一本薄薄的著作《德国诗论》。这本书影响德国的诗歌长达一个多世纪。全书共七章，前四章是关于历史和理论的阐述，后三章是实践部分。通过这部著作，奥皮茨把外国的诗歌形式介绍到德国，使它们在德国生了根，如古代希腊、罗马的颂歌体、格言诗体、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
这本书的贡献还在于，奥皮茨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为依据，发展了一种纯洁语言和艺术的各项规则。这些规则就是对形式的规定和限制，使之清晰而和谐，体现了对理性的追求。奥皮茨认为，文学创作首先是对与文体相关的形式的满足，但这种形式必须伴随以诙谐而典雅的感觉。尽管活泼不羁的创作时常会超越这些规则的限制，但是这些规则的影响仍然是重要的。奥皮茨以自己浩繁的、充满新素材、形式新颖的作品证实了这些规则的意义。
这些规则中有一点对于德国的诗歌至关重要，那就是对重音关系的确定。在奥皮茨之前，德国诗歌只有两种音韵形式：或是所有的音节一律等同，不分轻重；或是以元音的长短来加以区分。奥皮茨认识到，主宰德语的并非音的长短，而是重音的分布。在自然的交际口语中重读的音节，也必须是一个诗行的重音所在。由此，自然重音被作为准则引进诗歌创作。从奥皮茨开始就产生了有秩序、有格律的诗歌艺术。当然，奥皮茨的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抒情诗应有的可能性，因为它只强调重读和非重读音节，抑扬格和扬抑格之间的差别，排除了双音节和自由节拍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就在有韵律规定的艺术诗歌和民歌之间划上了一条分界线。这是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在马丁·奥皮茨对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提出了规范性的准则之后，文学界对文学创作语言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文学创作中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构成了德国巴罗克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家大多来自西里西亚，并且多数曾在诸侯的宫廷里任职，他们的影响遍及整个德国，被称为西里西亚作家学派。
这一学派在文学创作上先后有两种倾向：一是由奥皮茨开始的受到荷兰文学影响的倾向，其创作以适度的古典主义形式为主，主要代表诗人有达赫、采普库、弗莱明、梯茨等，其中还包括著名的诗人兼剧作家格吕菲乌斯；另一种倾向受到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学影响，有着后期巴罗克的浮华风格，主要代表作家有霍夫曼斯瓦尔岛和罗恩斯坦。
西蒙·达赫是一个新教教徒，在克尼斯堡的学校里担任过校长职务。他除了写过大量婚礼诗、洗礼诗和葬礼诗外，还创作了一系列的抒情诗。在这些抒情诗中回荡着一种真挚、细腻并且常常是悲天悯人的感情。他的创作以尼德兰的音乐传统为基础，把音乐和抒情诗高度结合起来，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他的诗歌《塔劳的安欣》非常著名。在他身边聚集起一些爱好音乐和写诗歌的朋友，他们建立了“葫芦小屋”，使音乐和写作紧密结合。
保尔·弗莱明的诗歌创作拥有多个角度，然而无论从哪一种角度出发，他的诗所表达的都是个人内在的丰富情感。他经历过三十年战争，曾为效力于荷尔施太茵公爵前往波斯冒险，他也受过爱情挫折的打击，所有这些经历使他的诗歌超越了社会性的层面而具有一种深沉的内心活动的真实感。他的爱情诗里充满了生气勃勃的个人经验，他的宗教诗里充满了路德式的坚定信念，自白诗里则显得严肃而冷静。
结语
文学创作不单是心灵的直接表达，同时承担起一种社会性的功能。通过典范的修辞，文学作品代表着具有社会性的内容和形式，导向一种普通而公开适用的完美风格。语言学会对于17世纪开始的巴罗克修辞有着权威性的影响，这种巴罗克修辞关注装饰和优雅，甚于关注有思想深度的人文主义。语言学会所追求的精致而典雅的语言艺术形式逐渐成熟，集中体现在马丁·奥皮茨的作品中。在马丁·奥皮茨对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提出了规范性的准则之后，文学界对文学创作语言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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