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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360个人图书馆、新加坡联合早报、株洲日报
转自：成都翻译协会
1903年，张友松生于江西醴陵县西乡三石塘
张友松，著名翻译家。湖南醴陵人。原名张鹏。北京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创办春潮书局，任经理兼编辑。建国后，任《中国建设》编辑。
译有英史蒂文森《荒岛探宝记》（即《金银岛》），德斯托谟《茵梦湖》，俄 屠格涅夫著《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初恋〉，美马克·吐温著《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汤姆索亚历险记》、《百万英镑》、《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竞选州长》、《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美基伦斯著《杨布拉德一家》等。
张友松先生晚年移居成都，于1995年在贫病中逝世。
张友松 ——藏在鲁迅日记里的翻译大家
13年前（注：1994年）的元宵节。成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暗、狭窄和杂乱的居室里，墙角边的小床上蜷缩着一位白发稀疏的老人。
微弱的光线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在发黄的被盖和老人瞎了一只眼睛的苍白的脸上。靠墙一侧的床边放了一只小闹钟，床头上有一盏积满灰尘的小台灯。我一阵心悸。难道眼前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我苦苦寻觅的皇皇10卷本《马克·吐温选集》中文译者、被人誉为“开启世界文化之窗”的著名文学翻译家张友松吗？
走进这间小屋之前，我手里拿着从老报人车幅先生那里得到的地址，在住宅大院里四处打听这位当年鲁迅的朋友、第一位把马克·吐温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大家，许多人却摇头不知。直到我向一名年轻人仔细描述了很久之后，他才将信将疑地说：“你说的该不是住在我家对面的张老头吧？”
我终于鼓足勇气，敲开了“张老头”的房门，并很快确认，眼前这位白发老者，正是我要寻找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鼎鼎大名的张友松！
让我们先把时光倒回6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吧。
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恶与他有关
1929年8月28日。上海。一场大雨之后，云收雨驻。
晚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带着鲁迅的书样纸版和所欠稿费，送去靠近虹口花园的北四川路尽头景云里鲁迅先生的家。自此，一场北新书局同鲁迅之间的“版税风波”终于得以和解。
当晚，李小峰在北四川路南云楼宴请鲁迅、许广平和郁达夫、王映霞等人。林语堂随后也携夫人一起赶来赴宴。
酒酣面热之后，李小峰提起这场风波其实是受了书局前同事、青年作家张友松的挑拨。鲁迅先是没有表态。林语堂则随即附和了几句，还顺带责备了当时并不在场的张友松。
饭桌上的人都没有想到，鲁迅这时突然从座位上一下站起来，脸色发青，大声吼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鲁迅申辩说，他同北新书局打官司，根本没有受任何人挑拨，林语堂这是明显在讥讽他。林语堂当时也壮着喝了几杯酒，不甘示弱，站起来同鲁迅针锋相对，并大声申辩说，他完全没有讥讽先生的意思。
据后来林语堂回忆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李小峰欠了鲁迅很多账，也不知道两人还为此打了官司。他说那天同鲁迅闹翻，完全是鲁迅“神经过敏”。他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
鲁迅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当时郁达夫眼看双方“火药味十足”，赶紧站出来打圆场，一面按住鲁迅坐下来，一面拉了林语堂和林太太，随即离开了酒楼。自此，鲁迅和林语堂这对多年的文坛宿友终于分道扬镳，从此断绝了两人间的所有往来。对于这一段文坛史实，鲁迅、林语堂和郁达夫等人在各自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都有过详细记载。
鲁迅借钱给他筹办书局
1903年11月12日，张友松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塘。12岁那年，他随大姐张挹兰迁居北京，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半工半读，课余翻译英文小说。
当年张挹兰在北京大学读书，跟随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一起闹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后来与李大钊等20多名共产党人一同被捕，并于同一天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架下。
受大姐影响，张友松在北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除李大钊外，他当时还与邹韬奋、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其间，他还跟随大姐一道南来新加坡，转道去当时荷属的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后来，张友松同大姐张挹兰继续回北大半工半读，并供养家中的母亲和弟妹。大姐牺牲后，他的家庭负担一下变得更重，也不能继续留在北大念书了。当时在北大教书的鲁迅对张友松寄予了很深的同情，鉴于他勤奋好学，读书期间已发表过不少英文翻译小说，便亲自推荐他去了北新书局做编辑。
张友松原本与李小峰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同学，两人都曾是鲁迅和林语堂名下的学生。后来李小峰在上海创办北新书局，鲁迅的很多书都是通过他出版的。
谁知，北新书局做了不到一年，张友松便因书局拖欠鲁迅稿费而同李小峰彻底闹翻。
“别看鲁迅的文章写得泼辣不留情面，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在版税这类问题上往往打不开情面，所以被人欺负。”张友松回忆说。
为此，他一方面帮鲁迅找律师同李小峰打官司，向对方追回所有欠账，另一方面又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自己的春潮书局，继续出版鲁迅等人的著作，并翻译出版沙俄时代作家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鲁迅不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帮张友松邀人组稿，拟定编辑文艺丛书计划，而且还在自己经济收入相当拘谨的条件下，借给张友松500元钱，帮助他筹办新的书局。
“在那四顾茫茫的日子里，只有鲁迅先生最关心我、最同情我的处境。有时他和我长谈，使我精神振奋，有了克服困难、不畏艰险的勇气。”
然而，由于缺乏经商和管理经验，张友松的春潮书局很快就倒闭了。
回忆这段往事，他总是说自己辜负了鲁迅的扶持和希望，并为此感到十分内疚，说这是他“毕生莫大的恨事”。
1921年的南洋之行
我原来以为，张友松早年的南洋之行是因了郁达夫的介绍。直到后来我举家移民新加坡后，在新落成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九楼中文图书部查阅资料时才发现，其实张友松是在1921年夏天中学毕业后，受了当时在苏门答腊教书的一位叫做林熙盛的中学同学邀请，同大姐一道来南洋的，比郁达夫早了整整20年。
他们这趟下南洋，随行带了张挹兰的大学同学、一位叫胡人哲的女教员，原本是要介绍给林熙盛做太太的。不想到达苏门答腊后，林嫌胡人哲人“太丑”，而胡也嫌林熙盛“不懂文学”，结果两人恋爱没有成功。
后来胡人哲在当地嫁给同一所学校的一位“自命为文学家”的青年同事，此人姓李。谁知结婚不到三个月，新郎官“李文学”就死了。胡人哲为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以后回中国写了一些伤感的诗文发表，引起鲁迅同情和抚慰。张友松回忆说，以后她病重时，鲁迅还曾两次亲自上门探望。
为译书事与林语堂闹得很不愉快
张友松从北新书局出来创办自己的春潮书局时，林语堂曾答应为他翻译苏联作家奥格涅夫的《新俄学生日记》。张友松说，当时林语堂还没有动笔，就已先付了他一笔版税。可是后来林语堂译了一半就扔下不管了，催过多次之后，他才叫张友松接着把后半部译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他同林语堂联合署名翻译《新俄学生日记》的由来。
据我后来查阅有关资料，在林语堂生前出版的大量著作中，唯有这部《新俄学生日记》是他与人联合署名的译著。该书由他亲自写序，由张友松的春潮书局出版。
张友松为这事与林语堂闹得很不愉快，几十年后提起这桩公案，心里依然忿忿不满。
《鲁迅日记》114处提到张友松
我查阅《鲁迅日记》，发现日记中114处提到张友松。其中，仅1929年便有89处，主要记载张友松帮他打官司的事情，也包括当时文坛故友的一些往来。
日记记载，周海婴出生刚第五天，鲁迅就带张友松去当时的福民医院看望许广平和海婴，张“赠毛线一包”，并送鲁迅“仙果牌烟卷四合”。可见，张友松当年同鲁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鲁迅那时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版税。北新书局一再拖欠版税，让鲁迅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海婴出生前一月，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友松、家斌来，晚托其访杨律师，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并付公费二百。”(1929年8月13日) 家斌姓党，是张友松在北新书局的旧同事，杨律师全名叫杨铿。鲁迅还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有“夜大风雨，屋漏不能睡”字样。可见，尽管当时鲁迅的名气已经很大，但他生活的窘迫却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日记还记载，张友松结婚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同他的三弟周建人一道上街，亲自“买铝制什器八件”，托人次日送去张家“贺其结婚”。
1930年，春潮书局倒闭后张友松继续在青岛、济南、衡阳、长沙、醴陵和重庆等地做过近10年的中学教员，并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过晨光书局。
至此，张友松已翻译出版了契诃夫的《三年》《爱》《决斗》和《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的《春潮》和《薄命女》、普列弗的《曼侬》、显克微支的《地中海滨》、吉卜林的《如此如此》、霍桑的《野客心》、高尔基的《二十六男与一女》，以及英汉对照的德国斯托谟的《茵梦湖》和《欧美小说选》等10余种。
大家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1951年9月，张友松到北京参加英文版《中国建设》的编译、采访和组稿工作。1954年后，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专业翻译。反右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是遭受打击。张友松最后终于从文坛上消失，被人彻底遗忘，熟悉他的人大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94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91岁的老人了。
我的到访吵醒了老人清凉的梦。当时他已经视力不好，听力也衰退了许多，行动起来非常困难。
老先生得悉我去采访他，要为他拍照，便在我的帮助下从床上欠起身来，摸索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穿好衣服。他倾身向前，只见两只手颤抖着拉开床前的书桌抽屉，摸出一只假眼来嵌在右眼处，然后又颤巍巍地自书案的玻璃杯中掏出一圈塑料假牙套进嘴里。
我为老人的悲惨境遇深感不平。他却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什么，一个人经受一点苦难可以使自己更坚强起来！”
张友松在反右运动中备受批判，被扫地出门赶回湖南老家乡下教书，10年文革更是惨遭毒打，右眼被“红卫兵”伤残至瞎！“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啊！”老人愤懑地说：“眼睛打瞎算啥哟，没有被打死就算万幸啰！”
在那些日子里，他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翻译了《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密西西比河上》《镀金时代》《傻瓜威尔逊》和《赤道环游记》等马克·吐温的全部小说。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集《世外桃源》、美国黑人作家基伦斯的《扬布拉德一家》、史蒂文森的《荒岛探宝记》，还与人合译了《马克·吐温传奇》一书。10卷本中文版《马克·吐温选集》后来也在台湾出版发行，受到海内外读者热烈欢迎。
一边是书肆上一排排精装华丽的世界名著，一边是小屋内生活穷困潦倒的文学翻译大家。张友松既不懂得炒作，更不会去经营，发财的永远是书商，是出版社。
老人说，他还在埋头写回忆录，要让后人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在成都郊外无声无息地隐居、离世
1984年，81岁的时候，张友松同老伴一起迁居成都，住在女儿家。老伴姓徐，年老体衰，自理生活尚且困难。夫妻俩曾有一个儿子，不幸早已病故，一切饮食起居只能依靠女儿一家照料，而偏偏女儿做工的那家工厂又年年亏损，每月的基本工资都没有保障。
张友松偏居成都郊外，无声无息地隐居在一处冷清的角落，被世人彻底遗忘了，甚至连对面邻居都不知道这个“张老头”究竟是干什么的。
他的小房间里，书桌像一座小山，堆满了各种报纸、样书、信件以及大大小小的各色药瓶、衣物和其他杂物，很难开发出一尺见方的“净土”来。而他的大量译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的。
1995年，张友松病逝于成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暗陋室，时年92岁的白发独眼老人，不得不搁置手中的放大镜与译笔，结束长达六十多年的翻译生涯。
“没有人为您发讣文，没有举行像样的告别仪式，没有人为您树碑立传。”张立莲在《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里如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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