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少税不少
北宋在靖康年间灭亡，赵构南渡建立朝廷，称南宋。南宋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北宋，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结论。偏偏南宋的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上下，而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土地减少了三分之一，税收增加了三分之二，宋朝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同样是南宋创造的。
“地少税多”的结论同样可以在宋朝和其他朝代的比较中得出，对于这，网上最流行的解释是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税大大增加，工商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第一税源，并把这归结为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甚至认为宋朝走向资本主义。
用财政收入来论证经济发展在逻辑上就站不住，因为唐以后朝代都实行两税制，两税制的一个要义就是“量出以制入”，财政收入的规模按照前几年平均支出水平拟定。换言之就是官府要用多少钱，就要向农民征收多少。高额的财政收入并不能说明经济的发展，只能说明政府花钱特别厉害而已。宋朝从真宗起财政支出规模就不断扩张，此后一两百年里宋朝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财政危机的结果是聚敛为一切之法，收入的扩张也是自然结果。
诚然，两宋在经济上的成就不容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确实是超过前代，这单从城市交易突破“市”的限制就可说明，但要说宋朝的庞大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则不能令人信服，最明显是事实是商税在全国税收中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北宋末年的蔡京还说皇上你的收入都来自两税，以熙宁十年而论，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石，匹，两（贯是钱，石是粮食，匹是布帛，两是银。而商税则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上下。专卖是两宋最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专卖，北宋末年竟达到四千万贯，接近唐末两税制下税收总额的两倍，盐之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南宋都在一千万上下。专卖之外另一个创收工具是名目繁多的杂税，尤以南宋为严重，绍兴三十年，光“经总制钱”就有二千万贯。
至于关于土地兼并以及认为宋朝正如英国圈地运动后一样正走向资本主义的说法，更加不可思议，当时被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大量转入城市成为工商业者，而是成为了地主的佃农，即所谓“客户”，他们并非农业的“剩余劳动者”，而依然是农村的重要生产者，兼并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说句题外话，事实上清朝实行的旗地制度更象圈地运动
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据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国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和接受高额盘剥，这是两宋农村的真实景象。两宋是租佃制大行其道的时期，主流观点称为由隋唐庄园制发展到明清租佃制的一个转折点。主流观点一直挖空心思找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才勉勉强强上溯到明朝，要说宋朝就有转变趋势，那真是很传奇的事。
网上似乎特别流行翻案，宋朝税赋的繁重众多史家早有议论，“积贫积弱”的说法也非无因，但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要把宋朝描述成经济高度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刑法宽松，言论自由的理想社会。宋朝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忽视，但这样翻案未免离事实太远。
话归原题，还是说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后面将按照财政收入中的主次顺序，依次是农业两税，专卖，杂税，商税来讲述这个“不一样”的财政收入如何产生的
皇上说“两税”是啥它就是啥
以前讲唐朝两税制改革的时候谈过，两税改革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
宋朝沿用了两税制，但宋朝的两税制的特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的，政府解释说：两税只是田租
于是百姓虽然早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役，这还不算，还得因为“差役法”一家一家的破产，最后王安石再出来搞改革，废除“差役法”，搞免役钱，就是最大的德政了。所以说百姓是个冤大头，想怎么糊弄就可以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为免役交了钱，但和差役法一比，能够再交一次钱免役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收两税大有手段
在户税和徭役上重新征收农民也只得认了，但北宋官吏的征收能力远远不止于此，宋朝附加在农业税上的杂税繁多，最著名的是“支移”和“折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