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期以清商署来管理所得齐、梁旧乐，在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的基 础上设置了七部乐、九部乐，最初为清商三调的清乐也包含在内。短暂的隋朝创 作瑟调曲歌诗的作家很少，因而作品数量也少，主要是对前代歌诗的继承。唐朝 初期沿用隋朝的音乐，但在音乐机构的设置上有所不同，是以太乐署和鼓吹署为 主，没有设置清商署。唐王朝对隋朝的九部乐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使之更 好的为统治者服务，另外唐朝还有梨园、教坊等音乐机构为统治者提供享乐。
寒士之悲
刘宋时期取代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格局，门阀士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发生，与门阀士族在文学上失意相伴而来的是对于皇权的歌颂以及寒素士人对 于人生的发奋追求，如这时的鲍照、汤惠休、吴迈远等人。
生活于刘宋时期的鲍 照与谢灵运、谢惠连等人不同，他出身寒微、仕途坎坷、一生辗转于诸王藩邸， 所思所感与高门士族出身的谢灵运不相同，他关注现实，对下层寒士生活遭遇有深刻的体验，他不甘于平庸，想要以己之力为自己在上层社会争得立足之地，但始终怀才不遇，因此其寒士之悲伤与倦客之痛楚极为深刻。
鲍照著名的《拟行路难》很具有代表性，抒发的是想要建立功勋的愿望以及寒士的痛苦， 后人以他为寒士的代表，其瑟调曲歌诗亦以表现壮志难酬和寒士之悲为主，如《放歌行》。前半部分描写了小人当政，追逐名利者奔走富贵之门，后面八句写的是旷士逢贤君，君臣之间无猜疑的盛世之景。
其实当时 的朝廷黑暗腐败，进入上层社会者寥寥无几，诗人在这里以讥讽的口吻 来表达自己对于门阀制度的不满以及寒士不能建功立业的痛苦之情，小人当道，贤能之人不受重用既是寒士之悲亦为国家之悲。歌诗中 倦客的形象具有，其中之寒苦为天下倦客所相通。
鲍照的歌诗虽然是模拟古题，但是他不依傍前人乐府，能够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与真实感受，开拓了题材的表现范围，因而其 歌诗能够独树一帜，具有开创性。吴迈远与鲍照同样处于门阀士族和权贵占主要 地位的文坛中，同样的怀才不遇，虽然曾有幸被皇帝召见，但是未得到赏识。
吴 迈远的瑟调曲歌诗有两首，他拟作的《飞来双白鹄》延续了古辞的主题，表达鹄遭受意外所致分离而带来的痛苦，改变魏明帝表达平定吴国之功勋的主题，呈现出一位出使皋兰之士的孤苦形象，也曲折的反映了出身低微的寒士之悲苦。
边塞之苦
瑟到南北朝时期，一些曲题在表现主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古辞是赞扬女子能持门户，迎送款待宾客合乎礼仪规范的《陇西行》，晋宋时的 拟作多是言志，到齐梁时期转变为描写边塞征战之作。梁简文帝《陇西行》，这一首展现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征战场景，但并不是专指某一战事或史实而言，争的险象环生，边塞的环境之艰苦，更加显示了从军征人之不易。
同题之作还有两首，第二首描写了汉将守卫边疆、奋勇杀敌从而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最后充满乐观的精神，通过闺中寄语来言志，将边塞战争的描写与闺中妇人的期盼相结合，从侧面来表现想要大破敌军之心和忠心报国之志。第三首描写了出征时的准备场景，行进过程中的重重险阻以及战争胜利之后凯旋归来的盛况。自梁简文帝以《陇西行》描写边塞战争之后，后代拟写此曲的诗人都以表现战争场景为主。与此类似的还有《雁门太守行》，汉代古辞是赞扬洛阳令王涣治理有方，梁简文 帝用它来表现自己真实的戍边生活和战争状况，唐代诸人所作亦皆是边塞诗。
汉代的《胡无人行》是歌咏王昭君这样嫁到胡地的女子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及其凄凉 寂寞的生活，南朝的吴均以此曲来写将士顽强杀敌、舍身报国的精神，改变了凄忧伤的格调，诗中充满清新明快的节奏。梁陈时期的边塞诗将边塞征战与家中思妇联系起来，征人战场杀敌，慷慨激昂，思妇家中守护，缠绵婉转，二者相互对照，使得边塞诗更具有人情味和表现力，扩大了艺术容量，对后代的边塞诗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为咏物诗的大量出现， 形式上是篇幅由长变短，讲究声律与用韵。永明体在诗歌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 对当时的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用永明体咏物法来写乐诗， 也就是“赋题”。钱志熙认为赋题即是严格的由题而着笔，题面所提示的容运思庇材。他还认为，赋题作为一个明确的方法而出现，始于齐代永明末沈约 倡议的赋鼓吹曲辞名。
这一方法的使用使得文人在创作乐府诗时只需根据诗题 来随意的抒写，不再受古题内容的限制，促进了文人乐府诗的发展。齐代文人使 用赋题的方法写乐府诗的范围比较狭窄，只限于鼓吹曲和杂曲，梁代文人在继承 齐代文人创作的基础上扩宽了范围，几乎所有种类的乐府诗都有涉及。曲中共同特点在于其题面含有边塞地名字样，所以被 梁陈文人以赋题法来写成边塞诗。除了这些之外古辞就与边塞有关的曲调，在这一时期依然是用来写边塞诗如《饮马长城窟行》。齐梁时期这些曲题主题的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同曲题的歌诗都是以描写边塞征战场景为主。
曲调的流传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入的瑟调曲歌诗共43曲，其中29曲有辞，许多 曲调是汉代之后的诗人在模拟古辞时创制的，魏晋时期创制的新曲新题最多，南 北朝时期创制的数量较少，到隋唐时期未创制新曲，新题只有李白的《来日大难》 一首。
可以说南北朝时期流传的曲调最多，到隋唐时期流传的曲调比较少，只比瑟调曲产生的汉代多两曲。从新创制的曲调看，魏晋时期创制的新曲最多，南北朝时期次之，到了隋唐时期不再创制新曲。从不拟作的曲调上看，隋唐时期不拟作的曲调最多，比其流传 的曲调还要多，魏晋时期次之；有两曲在汉代之后就不再有文人拟作，即《西门行》和《孤儿行》；而《妇病行》、《雁门太守行》只是魏晋时期无人拟作，之 后就有诗人拟作；《艳歌行》在魏晋时期和隋唐时期文人拟作，《艳歌何尝行》在魏晋时期无人拟作；《大墙上蒿行》、《日重光行》、《白杨行》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无人拟作。
总体而言，虽然在隋唐时期仍有不少诗人拟作瑟调曲歌诗，但是所拟曲调逐渐减少，而且在经过朝代的不断更替和战乱的流失之后，瑟调曲 曲调流失的也较多，这些都预示着瑟调曲歌诗的逐渐衰落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标志，这一事件使得文人创作内容由理想抱 负的抒发转向民生疾苦的描写，安史之乱后社会中的种种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 藩镇割据引发的战乱、边疆地区的外患、内部还有宦官专权，文人对这些事情有 很大的感触，受杜甫用古乐府形式写时事的影响。
诗人以来批判、讽刺 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讽刺当朝武元衡被当街刺杀的事件，以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痛心。以来讽喻时事 会受到一定的束缚和限制，因为所表达的主题、感情、所运用的词语在 长期以来己经形成自己固有的模式，所以在讽喻时事时不能完全表达作者自己的 心意，影响作者自由的抒发情感，因而摆脱旧题乐府的传统模式，创制新题乐府 来讽喻时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唐时期最早从事乐府诗写作的张籍、王建， 不仅模写古题而且创制新题，二人的乐府诗真实、通俗，多表现人民苦难的生活， 以局部来展现社会全貌。
张籍、王建创作的乐府诗直接影响了元稹、白居易，可谓是新题乐府的先行者。在社会矛盾突显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改革意见，希望通过政治上的革新，使得唐王朝再次兴盛起来，这种情况反映到诗坛上就是元稹、白居易提倡的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以诗歌为工具来推动君主改革，新乐府是相对于唐代以前的古乐府而言的，作诗不用乐府旧题，自制新题，从而摆脱旧题乐府的束缚，更加自由反映时事、展现民众的痛苦，注重诗的讽喻功能，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写事情要真实，语言上要质朴通俗。
小结
新乐府发扬了旧乐府关注现实的精神，新乐府诗的作到晚唐时候还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力量，以此可见其影响之大，中唐时期新乐府 诗的兴起与创作进一步导致的衰微。到中唐时期恢复到律体。
曲歌诗的创作在盛唐时期发展之后，在晚唐时期走向衰落，不仅诗人数量少，歌诗数量少，而且缺乏优秀之作，诗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律诗的创作上，写作的乐府诗在题材、内容和形式上多因袭模拟，缺少变化和创新，部分旧题乐府在晚唐时期背离传统，走向了另一端，但是这些作品能够达到较高境界的很少，歌诗的主观性不断增强，受新题乐府的影响有些歌诗过分地注重讽喻功能，缺少了作为歌辞所应有的本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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