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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及人
10月7日，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获此殊荣的是来自坦桑尼亚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
不出所料，奖项刚一揭晓，“村上春树陪跑”的词条就又被刷上热搜了。
从2006年至今，每到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村上春树的名字就会以“花样陪跑”的形式，回归到大众视野。
用一句网友的话来说就是：流水的获奖者，铁打的村上春树。
不知不觉，今年已经是村上与诺奖“强行捆绑”的第16年了。但大家一直调侃的“陪跑”一事，其实是“无中生有”。
因为按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将保密50年。
所以，这16年来屡屡与诺奖失之交臂的村上春树，究竟是不是在提名名单中，无人知晓。
但比起关注他有没有被提名，我们显然更关心另一个话题:村上春树究竟配不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
一直以来，在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眼里，村上春树都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作家。
著名散文家蔡澜曾在《十三邀》中说，在他看来，村上春树是个浅薄的小资作家。
我国当代作家阎连科也曾表态：“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的‘苦咖啡文学’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那些伟大作品的灾难。”
但不可否认的是，先后获得弗朗茨·卡夫卡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著名奖项的村上春树，在写作上有着相当高的造诣。
那为什么诺奖从不青睐他？这或许要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标准说起。
诺贝尔文学奖只有一条公之于众的颁奖准则：在文学领域创作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它的另一种翻译是，对人类赋予最大意义的作家。
这一笼统的说法，似乎很难解释诺贝尔文学奖会对何种作品青眼相加。
但在这条准则之外，文学界一直有个共识，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著作要承载时代的厚重。
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村上春树从动笔写作伊始，就隐隐与诺贝尔文学奖“背道而驰”了。
村上春树在《寻羊冒险记》里说，人活到26岁，就会死去。但他开始写作的年龄，是28岁。
踏上写作这条路对他来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重生。
在开始写作之前，村上只是一个爱看书、看电影和听爵士乐的酒吧老板。
但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晴朗午后，他与一枚棒球不期而遇了。
那是1978年4月1日下午1点半前后，无所事事的村上春树在神宫球场外的草地上，惬意地喝着啤酒看棒球赛开幕战。
这时，一位击球手打出了一记漂亮的二垒安打。
看着棒球凌空飞越的弧线，他突然福至心灵一般，稳稳抓住了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对，写小说试试吧”。
这枚棒球于他的意义，如同落在牛顿头上的那枚苹果。说得玄乎一点，那简直是上帝的指引。
下笔如有神的他，很快就写出了《且听风吟》的初稿。
但令他大受打击的是，这篇初稿在他自己看来，简直一塌糊涂。
但村上君并未就此泄气，而是尝试了一个“绝招”。
他先用英文将自己想写的故事完整复刻出来，然后再用日文翻译一遍。
就这样，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文风，有西方语言的简洁流畅，又巧妙融合着日语的黏着感。
处女作一经出版，就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不仅一举斩获日本群像新人文学奖，还被日本最有威望的文学奖项——芥川奖，提名了。
堪称完美的开局，极大地鼓舞了村上的写作热情。在1981年，他关闭了自己的酒吧，成为一名全职的小说家。
1987年，小说《挪威的森林》问世，村上春树的写作事业迎来一个新高潮。
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村上热”，成为村上春树至今最受欢迎的作品，也给村上春树牢牢打上了小资爱情作家的烙印。
此时再回望村上落笔的时刻，我们似乎可以嗅到一些微妙的气息。
其实，当村上用语言转换的方式找到那种“独特而恰切”的文风时，就隐隐在自己的笔下，立了一块隔离文学与现实的界碑。
他举重若轻的文笔，从一开始，就拒绝直接背负宏大的时代内容。
但命运偏爱“神来之笔”。没过多久，村上就重新站在了界碑之上，审视起文学和现实这两块地界。
众所周知，村上春树是一位极度自律的作家，全职写作以来，他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生活习惯和持续的文字产出。
但在1995年，他平实有序的写作之路走到了一个拐角，紧接着迎来长达9年的断档。
1995年，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突发，情状之惨烈震荡全球，也无疑牵动了当时身在美国的村上春树的神经。
听闻此事后，村上立即决定返回日本调查此事。
和新闻从业者关注案件本身的调查态度不同，村上春树更关心的，是犯罪者和受害者的心理世界。
他说：“我从报纸杂志的文章中，找不到答案。我想要知道那一天，在那一辆地铁上，真切地发生了什么。”
为此，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先后采访了8位邪教罪犯和62名受害者。
采访的结果令人吃惊和害怕，这些罪犯和受害者一样，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何以有这样的举动？普通人又对这一事件作何反应？
为了传递这些信息，又一年过后，他出版了《地下》一书，详细地记载了他的所见所想。没过多久，续集《地下2》也面世了。
《地下》这套书，是村上春树从虚构世界脱身，走进赤裸的现实世界的标志，是不折不扣的纪实文学。
但此书问世后，却并没有引起想象中的轰动。
也许是为了扩大东京地下铁毒气事件的影响，也许是终于意识到了“现实”的重量，村上春树很快找到了新的路径。
他发现：“我越想以现实的方式来描写现实，那个非现实的世界就总是越发显现。”
于是，他用了接下来7年的时间，一边挖掘真相，一边抽离现实，并于2009年，出版了长篇反乌托邦小说《1Q84》。
这篇小说以沙林毒气事件为原型，用村上春树独有的呈现方式展开，一经出版就蹿升到日本畅销书榜首的位置。
紧接着，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更加猛烈的反响，先后被译为中、英、德、法等十几种语言，广为传布。
注视底层现实社会良久的村上春树，在这一年，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
这一次，他把现实和虚幻糅合在一起，搬到了读者面前。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界永恒的议题。乔治·奥威尔曾说：“作家只有远离政治，才会写出好的作品。”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文学纯粹到底，也依然背负着政治的使命。
因为政治永远是现实的一部分，文学正扎根其中并抽条而出。
村上春树出生的1949年，二战的硝烟刚散去不久。而他的父亲，就曾参加过中日战争。
懂事后的村上春树为此和父亲绝交了20多年，并拒绝留下后代，只因为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侵略者的血液。
村上春树说，父亲关于战争的残忍回忆——用军刀砍下中国人头颅——像死亡的阴影，一直折磨着童年的他。
因此，村上从小就有着非常坚定的“反战”立场。
他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现场中说：“如果一枚鸡蛋和高而硬的石墙相撞，我永远站在鸡蛋的一方。”
在村上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着战争和暴力的反思痕迹。
2017年，村上春树推出了自己的新小说——《刺杀骑士团长》。
在书里，村上再一次把自己的反战、反暴力思想坦露无遗。
大家对这个故事的态度褒贬不一。有的读者认为，这是村上春树这么多年以来最深刻的一部神作；也有人觉得这本书只是村上信手拈来的重蹈覆辙。
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中最大的亮点或许是，村上春树在此书中正面承认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无耻暴行。但这种诚实的态度，却让不少日本年轻人称其为“可怕的叛徒”。
与很多逃避历史或者抗拒真实的大多数日本人不同，村上春树曾严词斥责那种以“不让历史错误重演”为名，粉饰战争恶行的“暧昧”行径。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确勇敢。但我们也能看到，村上还是没能完全逃脱“日式思维”的桎梏。
他的反战思想，矛头直指日本不人道的军阀体制，落点却在宽容和理解那些被体制裹挟的施暴者上，因为在他眼里，那些人也是脆弱的“鸡蛋”。
这些“鸡蛋”在高墙的引诱之下相互倾轧，他们强迫自己变成高墙，使自己生长出“坚硬的恶”的盔甲。
村上春树一面鞭笞这种罪恶，一面对此施以同情。从这来看，他的态度，也是“暧昧”的。
与其说村上是在揭露历史，不如说他从历史回归了自我，走向了“个人主义”的巅峰。
就像他的刺杀者拜伦一样——强悍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是劈向冷硬高墙的利刃。
从内心出发，向情感、向现实、向历史绕了一圈，村上春树画出了自己的写作轨迹——一个完整的圆，终点还在自己内心深处。
如果非要把村上春树和“跑”挂钩，那绝不该是“陪跑”，而是“奔跑”。
熟悉村上春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老牌马拉松选手，跑步不仅是他写作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
甚至可以这样说，跑步，是村上春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
很多读者猜测，村上春树一定会一边跑步，一边在脑海中继续考虑写作的事情。
但村上在一次采访中明确回应道：“完全不会，我跑步的时候，就只是跑步。”
均匀而有力的步伐，不是他写作的韵律，而是他生命的节拍。
他曾专门为跑步写过一本书，叫做《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在这本书中，他坦言：“长跑时，你必须战胜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心理学家荣格曾说：“向外看的人都在做梦，向内看的人都要觉醒。”
跑步和写作同样，都是村上春树向内探索的过程。
坦白说，他笔下的历史和现实，都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映射和外显。村上用这样的形式，把沉甸甸的时代包袱扛起来，再甩到身后。
在一次次向前奔跑、一个个故事诞生的过程中，村上春树完成了个人的淬炼和净化。
至于诺贝尔奖这件事，用村上春树自己的一句话来回应最恰当不过：“能流芳百代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
文无第一，获奖与否从来不能诠释一个作家的全部价值。
但我们永远可以期待，至今仍笔耕不辍并放话要“写到90岁”的村上春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跑下去，写下去，路还长。
作者丨及人
编辑丨小慧儿 夏夜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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