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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在文坛一出现，就呈现出极高的写作起点，就表现出一个“好作家”成熟的叙事品质，深邃的思想，独特的个性化语言、自由的文体和结构，令人瞩目。或者说，他是一位以能够改变人们阅读惯性、影响文学史发展惯性的重要作家的姿态出现在文坛的。他不排斥而且充分汲取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养分，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行走方式，在自己喜欢的“大地的阶梯”上攀援。而阿来写作语言的个性化表现，让阿来的叙事文本，直接进入了文学的历史和现实。
阿来：我愿意做一个语言的信徒，就怕文字之神、语言之神不肯收我。我相信，写作中对语言的热爱和虔诚，敬畏和自律，是每一个杰出作家的自我诉求。一个写作者，如果对语言没有信徒般的情感和尊重，他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作家，或者说，很难成为一个作家。
汪曾祺先生关于语言，有过朴素而经典的说法，他认为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他特别强调：“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思想的鄙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
除了语言，汪曾祺还提出小说结构问题的重要，指出“结构无定式”，结构的精义是“随便”。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可以说，关于语言和结构，汪曾祺先生的话，道破了文学写作的天机，语言是文学之母，是写作之母，而他对于结构的表述，也让我们体悟到，结构是语言所创造的能够承载思想的容器，它决定着叙述的方向。正是语言和结构这两个重要元素，决定了阿来文体的自由，写作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无疑，阿来是一位语言感、结构感极好的作家，他始终坚信，文学的初始和旨归，都在于语言而不是其他。所以，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语言的自信和结构的自觉，而且，阿来也是文体意识极强的作家，这就意味着，由于阿来对于文字、语言特别的敏感，使得他的叙述呈现出一种极其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既表现为语言本身的质朴、本然、“原生态”的感觉，甚至可以感觉到其语言所蕴藉的自然的气息。他的自由，也体现为文本的文体方面，结构上可谓汪洋恣肆，浑然天成，不拘一格。从阿来最早写作的诗歌《梭磨河》，到短篇小说《阿古顿巴》，再到《尘埃落定》《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瞻对》，一路下来，斗转星移，一泻千里，一任陌生化的文体风貌自由变化，奔放不羁，不断跨越文体、文类的边界，如轻雷，如咏叹，渐次呈现出雄浑的大地的交响。
显然，这种写作个性、写作状态和格局的形成，自有原因。主要是源自阿来与众不同的存在经验、民族身份、文化积淀和精神底蕴，尤其是阿来所占据的地理环境和他藏族、回族混合的血缘，以及在写作中自然形成的语言的异质性，这些，赋予了阿来独特的家国民族想象的可能性。
阿来不仅保持了其“在地”语言文化的原生性，而且，虽然阿来用非母语写作，但是他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现实，这显然是由于阿来文学信念、文学语言，在写作中不断地自我坚定、自我净化，这就使他能够在当代复杂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下，摆脱语言交汇的驳杂性所导致的没有方向感的宿命，从而让自己的表达，不会停留在现实表达与现实经验的层面，而是凭借语言的能力，写出具有新的语言质感的文字，创造出大于呈现经验、复制经验的，并具有雄浑历史感的新的经验，这些，一定是审美意义上的、具有深厚生命意味的哲理、象征和隐喻，它让叙述本身超越故事，超越人物，唯此，也避免了文学叙述可能产生的庸俗社会学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在一个变动不羁的时代，只有实现语言的自我更新，也才会产生新的审美感受，才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恰恰是因为阿来写作语言的自由，才造成文体极大的自由度。
阿来在写作的时候，或灵感突来，或苦心孤诣、蕴蓄已久，仿佛在寻找着一种声音，或是在等待、倾听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一定是一种天籁之音。同时他努力在制造着一种声音，其中凝聚着一种非常大的力量，那是一种能够扭转命运和宿命的日益丰盈的精神力量。
他曾借用佛经上的一句话表达他写作的梦想：“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和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
这种声音，因为聚集着血液与情感，定然会平实而强大。一篇好的小说的诞生，一定是一首获得了某种近乎神示的诗篇。所以，从阿来的文本中，在看似漫不经心、汪洋恣肆的朴拙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领受到他作为一个作家天性的感性表述能力，还能从这些篇章中体味到旷达的激情，和饱含“神理”“神韵”的宽广与自由。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阿来的藏族身份，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提供给阿来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意识，给他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审美维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文化和语言的特质，决定了阿来在使用汉语写作时的独特优势。这一点，在他早期的小说写作就已经有明显的表现。写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是阿来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他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就发现阿来最初的小说观念的形成和成熟。在这里，阿来小说所呈现的佛性、神性、民间性的因子，在阿古顿巴这个人物身上有最早的体现。
《尘埃落定》无疑是对《阿古顿巴》的一种延续。与《阿古顿巴》一样，《尘埃落定》中朴拙而单纯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潜伏着一定的文化的深度，在单纯、朴拙与和谐之中表达深邃的意蕴。在傻瓜少爷的身上隐藏着作家阿来的灵性，特别是还有许多作家少有的那种佛性，那种非逻辑的、难以凭借科学方法阐释的充满玄机的智慧和思想，在文字里荡漾开来。
不经意间，阿来就在文本中留下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踪影。从文化的视角看，《尘埃落定》无疑为汉语写作大大地增加了民族性的厚度。他在作品中承载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里面，既有能够体现东方文化传统的智慧者的化境，也有饱含朴拙“痴气”的旺盛、强悍生命力的冲动。这些超越了种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约的理念，构成了阿来诚实地面对人类生存基本价值的勇气。所以，《尘埃落定》就像神话那样古老而简洁有力。阿来为我们营造了奇特、陌生、神秘而浪漫的康巴土司世界，我们在他的文字中，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藏族作家出色的想象力，象征、寓言的建构，诗意的氛围，细腻的描述能力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富贵典雅之气。同时，《尘埃落定》还很好地处理了小说形式与精神内核的密切关系，不仅是讲故事的方式，而且包括独特的叙事语言、小说叙事空间的发掘，我们能够意识到，阿来的小说，充满一股“朴拙”之气，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反技术”的。他的文字，在虚构的空间里自由地奔跑，有时，他难免会忘记、忽略种种限制，只感受到自己的体温，听见自己的呼吸。简约、素朴、儒雅、诗性的语言，自然而不求绚丽，尤其是“拙”，“拙”得老到而且敦厚。因此，这样的“拙”，也就难免不带着诡谲的、不时也会越出叙事边界的“禅机”。如此说来，阿来是在以自己的文本与现实和历史对话，与世界对话，也与自己对话，这些，都发生在阿来写作的“语自在”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不断地产生新的叙事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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