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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也说了很多,德也说了很多,仁也说了很多,艺倒是说的不多,究竟四者之间什么关系?一部论语已经过八成了,这关系也该搞个明白了。
从人道讲,道就是人人能走的道路,走的人越多,这路也就越宽畅,后来人也就越好走,所以人道就是人间的公共大道。是不是人人都走同一条道就可以聚成人群社会,能长久能绵延,这问题就玄了。论语里也提到很多古之贤人,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可以说人始终是各走一道,那什么是公道?
比如伊尹自任为民之先觉,以治平大道自担负,五就桀五就汤而得志,终成殷商一代之治,孟子称之为圣之任。春秋战国各种游说诸侯,包括子张问干禄,也可以说是行此一道,然终无伊尹成就,又是何道理?伯夷叩马谏武王,认为武王伐纣是臣伐君,乃一乱道,故而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孟子称之为圣之清。伯夷叔齐则是无功业可言,唯一志求仁而得仁,后世三国管宁也有其遗风,也是人可行之一道。柳下惠三黜而直道而行,不去父母之邦,孟子称之为圣之和。后世直道事君三黜三起这种人就多了,要做到柳下惠的“坐怀不乱”,你是你我是我也不容易,故也成一圣。然孟子终以孔子为榜样,称之为圣之时,即时而任时而清时而和皆可。
四人各为一圣也可谓各行一道,后人也都可自择其道,公道又在哪里?王阳明自幼问先生为什么要读书,先生说考状元啊,然后呢,先生说当宰相啊,然后呢,先生答不上来了。王阳明说至少也要当一圣人,后世讲圣人即指孔子也,因为正是孔子为人群社会修了一条人人可行的公共大道。孔子究竟什么样,论语中慢慢去品。后来王阳明龙场悟道,说只是圣人来做我,即圣人处于我这种环境会怎么做,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难道孟子说每个人都可以像尧舜一样做天子吗?是可以像尧舜一样做人,又可以像尧舜一样得天下人心之同然。即圣人处这种环境,也会这样行道而已。所谓大道至简也就这个道理,贵于人人能行。
至于是不是当天子,有环境条件,人人所处时空条件皆不同,这个即所谓天命。中国文化特重这方面,易经就是讲时与位随时在变,而人能不能看懂而应变。空间位置是相对可见的,而时间不可见,故往往多讲时。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义军四起,而最终得天下的根本是另一回事,套用现在一句话打败你的不是同行而是跨界。
比如隋末的李密也很优秀,如果不从天命看问题,最早李密给杨玄素提供的三策,已经可谓战略家或军事家了,杨玄素选择了下策所以早早结束历史使命。等到李密自己干革命,却也只能选择下策,这时就算知天命也只有尽人事了。而李渊却能轻轻松松完成了李密的中策,最后李密投降李渊也不能活命。像徐世勣、秦叔宝、程交金、魏征一大批初唐人物原都是跟着他的。后来魏征给这位故主立传就称赞他“声动四方,威行万里”,无奈“乖运天眷”。
再比如近代孙中山,实施的起义不下十次,最后在武昌成功了,换句话说前面选了十回,选到武昌才是得其位。武昌革命成功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也才是得其时之关键。要早两年光绪慈禧还活着,各省也不会宣布独立;就算他们死了,张之洞还活着也轮不到武昌成功。所有孙中山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辜鸿鸣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时与位的问题实在很难讲,天道之幽微也就在这里。
那么天道可不可知?如果说不可知科学计算就没有基础了;但是又不可尽知,就是《中庸》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所以科学之所知就是因为有夫妇之愚,倒是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所以他老人家也真活了百世。那有人又要问可知可不可改?这个就玄了,如果说科技改变世界,那就可改吧。不过孔子改变了这个世道吗,如果说东西方文化之不同就差了个孔子,那还是改变了吧?真改变了吗?好像也没有吧!
自古所谓成仙成佛的人,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来看这个世界就清清楚楚,如果身在其中又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善易者不卜。比如中医的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工巧,现在完全用工具不知算什么;望而知生死的神医大有人在,但怎么跟病人说就是学养了。再说那些名医,往往有自己喜常用的喜欢的某一味药,照样能医各种疑难杂症,这里面的道理就深了。人之所以可与天地并立,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中医如果不能治病那就没理由一直存在啊,中国人可能早该灭绝了,现代中西医之争也实在无道理,都是分裂的看问题,对立看问题的结果。根本不懂中西医其实也不离道。
孔子说“天道远,人道弥”,论语并不过多阐释天道的问题,上论最后一篇《乡党》记录孔子的生活言行,以孔子的“时哉!时哉!”之叹结束,孔子究竟知不知天道,实在耐人寻味。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小说里那些江湖侠士甚至山贼盗匪,劫贫济富时都喜欢说替天行道,也可谓懂天之道就知道人之道怎么与其相合了。老子又说“功成身退天之道”,怎么算成功,该进还是该退就是时的问题了,张良都退得不算干净,除非真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道是道,德是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最大的学问就是道,就在于明白那个最光明的大德,在止于至善。德者,得也。得个什么,就是得道。也可以说得生命之本然,也是宇宙之本然。怎么明白怎么得呢,在止于至善。所以中国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佛学讲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孔子说性相近,善才是所谓相近。我们听到父慈子孝的故事会油然欣慰,就是相近之性所发之同情;若听到不孝的事则必有一番寻究,实在有不得已之情才有一番怜悯,然终与前面之感情大不同。一个婴儿天生也不会骗人,天然就有信用的,思想拐个弯骗人也只是后天习得,故习相远。所以孝弟忠信皆天生之善,相近之性,然在地生活久了,离天生之性善也远了,而后天习得之性越多,故不能得生命之本然。
所以德即是得这个相近的,共同的天性,孝弟忠信实是性之分别,皆是德。比如讲孝,大舜之家庭父顽母嚣弟劣,所以大舜之孝也特别难能可贵,然大舜也只是依天性而行而已,没有后天的妄念杂念,与一个父慈子孝的家庭,其所孝也可以说没什么不同。所谓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寒门无孝子。有条件的可以给父母吃燕窝,没有的粗茶淡饭也是孝,所以孝子只是这一心之同然。孝弟忠信皆是,故皆通于人心,舜是孝周公是孝,我也是孝,故曰“人皆可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孝弟忠信——德之修则只在己,无人可替为修行,因为也是各人之自性。然人人皆修德,即得人群之同心同德,则人群也就有可行之公共之道。现在道德连讲,实多指德。德愈厚,则可通于人心愈广。中国几千来不断广土众民,实是通于人心愈广,聚集人心愈多而已。故中国文化实是道德的文化,即以道德化民成俗,有深厚的道德风俗才有这地广人多的大统一国家。所谓化,教化还是其次,实是感化与风化,风化即德化,现在讲教育已是不得其然。范仲淹《游严子陵祠》最后一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范仲淹原来写的是“先生之德”,接受友人的建议而改为风,因为德仅限于一己之私,不足以表达对后世的影响。就是论语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化可对群体而言,感化则指人与人之间,两人之间而言。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敬等等,孝弟忠信发之于人事则皆是情。以我之情感你之情而得同情,才得“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样也就叫仁。
仁就是二人,孟子说“仁者,人也”和“仁者,人心也”,就是二人相感之同情同心,也就是论语里处处提到的推己及人,忠恕之道。孔子所提的仁放在这章中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怎么成仁,一部论语慢慢学去。
艺就是孔子所教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实包含了一切学问,礼乐就是文化、音乐、艺术、哲学等等,射御则是体育、驾驶、军事等等,书包括书法、文学、历史等,数是数学也包括自然科学。这章的艺是指职业,六艺实际已经包括三百六十行,马一浮说“言忠信,行笃敬”,六艺之道皆从此入。
整体四句连起来,孔子说立志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倚在仁上,悠游在艺上。人生的志向就是道,求证得宇宙的创生与生命的起源,这是千古人类之大问题,回到人道上就是为人群社会走出一条人人能行之人间公道。怎么做到这个,据守在德上,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因为德就是性,由天来,从这里追寻上去,自能得天理。天理即人情,所以依倚在情理中,由近及远地处好人与人的情与礼,自能不断通于广大之人心,成仁成人。至于做什么职业,皇帝也好乞丐也好,均只是一职业,“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悠游其中,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这样就是学问之理想境界。
现在的人以为道德是后天习得的,完全搞错了,本末颠倒。就像当年嬉皮士运动,本是年轻人追寻“真我”的活动,他们奉禅宗的寒山为祖师爷,所以现在外国人中认知度最高的一首古诗是“姑苏城外寒山寺”。最后却变成吸毒酗酒,以为这种精神状态就是真我。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寒山这种学问嬉皮士学到吗,完全是本末颠倒。西方禅学是因日本战败,日本人慌了,认为无条件投降即无法与西方世界平等交流,所以资助耄耋老人铃木大拙到西方输出禅学,遂有嬉皮士之成果,乔布斯就是深受影响之一人,由此也可见日本民族心理之一面。
世人总是颠倒因果,古人修道学佛,实就是求证生命的本源,宇宙的本源,德性就是天性,修德自通天道。有成就的古宗大德均是因为努力为人群修建公道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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