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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个衣着寒酸的年轻人来到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他是来应聘的。人事部经理出于同情，勉强让他坐下，内心谋划着找一个理由让他体面而退。正所谓人不可貌相，出人意料的是，年轻人三言两语就打动了人事部经理，原本计划的几分钟变成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人事部经理将这位年轻人郑重地介绍给了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一番面试，同样为年轻人的睿智所折服，不仅盛情款待了他，还为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
这位外表看上去困顿潦倒的年轻人，靠什么魅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影响了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呢?是他高雅的谈吐打动了他们的内心，使对方完全忘掉了他外在的形象。
前任哈佛大学校长伊勒特曾说:“在造成一个上流人的教育中，有一种训练是少不可少的，那就是优美而文雅的谈吐。”人际交往中，语言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画家，以擅长画牡丹闻名海内外。他旅居海外期间，一位会议员名买了他一幅丹画，回去后很高兴地挂在客厅里。一位朋友来访，看后大呼不吉利因为这幅性丹没有画完整缺了一部分。牡丹代表富贵，缺了角，用中国话说岂不是“富贵不全”吗?
议员一看，也大吃一惊，认为丹缺了一边是对他的不尊敬、要求画家向他道歉并重画一幅。画家听了他的理由，灵机一动，告诉这位议员，既然牡丹代表富贵，缺了一边，不正是代表“富贵无边”吗?听了画家的解释，议员又高高兴把画捧回去了。
中国人讲究“看客下菜，量体裁衣”，指的是办事时要看具体情况，灵活机动，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条文，生搬硬套。说话也是这样，要看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因人而异。鬼谷子在《权篇》中，将其中的说话技巧演绎得淋漓尽致:“与智者谈要以渊博为原则;与拙者谈话，要以强辩为原则;与善辩的人谈话，要以简要为原则;与高贵的人谈话，要以吹鼓气势为原则;与富人谈话，要以高雅潇洒为原则，与穷人谈话，要以利害为原则;与卑贱者谈话，要以恭谦为原则;与勇敢者谈话，要以果敢为原则;与上进者谈话，要以锐意进取为原则。”
会说话是一种艺术，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了，表达的效果会大相径庭。有的人虽然喋喋不休，口若悬河，但由于是老生常谈，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而有的人却能游刃有余地运用语言的魔棒，或一语中的，或长篇大论，或机智幽生动形象。后者调动了语言最积极的因素，发挥了语言最突出的表达功能，便让人难忘。
中国古代对妇女有“三从四德”之说。所谓的“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言、妇德、妇容、妇功。这本是人人皆知的儒家教诲，但胡适先生却巧妙地旧瓶装新酒，把它赋予了新的内容，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这是对胡适婚姻的精辟评价。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但像大多数国人一样有些惧内，为了摆脱这一尴尬，他便在朋友面前极力宣传他对夫人的新“三从四得”。他的“三从”是:夫人出门要跟从，夫人命令要服从，夫人说错了要盲从“四得”是:夫人化妆要等得，夫人生日要记得，夫人打骂要忍得，夫人花钱要舍得。胡适未必像世人猜测的那样真正惧内，但他毕竟对包办的妻子有一种特殊的畏惧。这个所谓的新“三从四得”，既是一种尴尬的无奈，也表达了一种十分特殊和微妙的心里。
在这里，胡适用他特有的机智，借用了人们熟知的语言格式，使语言有了一种特殊的穿透力，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
有位哲人说过，认识自己可笑其实是一种智慧。因为自我解嘲往往是把自己的短处、缺失由自己展示并加以夸大和突出，通过这种展露，表现出你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坦荡广阔的襟怀。
马克·吐温有一次乘火车旅行，途中列车员过来检票，马克吐温翻遍了身上所有口袋，就连坐席和地板也仔细搜寻了一遍，可还是没有找到车票。这时列车员已认出了他，便安慰说:“算了，先生，别找了，您回来时把车票让我看一下就行了。如果实在找不到，那也无妨。”马克吐温却像十分焦急地说:“怎么无妨呢?要是找不到这张车票，我怎么会知道今天我是上哪儿去呢?”
丢了车票也许是忘记放在哪儿了，可总不至于连自己去哪里都忘得一二净吧?面对列车员的宽慰，马克吐温干脆嘲弄自己一番、把自己夸大成一个白痴。这样一来，不仅机智地解除了眼前的尴尬，还通过幽默的调侃暗示列车员，自己确实有票，只是一时间找不到罢了
一位发胖的女演员，拿自己的体形开玩笑:“我不敢穿上白色游泳衣在海边游泳。我一去，飞过上空的美国空军一定会大为紧张，以为他们发现了古巴。”一句自嘲、摆脱了窘境，大家反而觉得这位胖女土有可爱的性格和豁达的心胸。
古代有个石学士，一次骑驴不慎摔在地上，一般人一定会不知所措，可这位石学士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亏我是石学土，要是瓦的，还不摔成碎片?”一句妙语，说得在场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自然这石学土也在笑声中免去了难堪。以此类推，一位胖子摔倒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这一身肉托着，还不把骨头摔折了?”要是换成瘦子，又可以这样说:“要不是重量轻，这一摔就成肉饼了!”
由于自嘲是一种自我贬低，因此很容易引发别人的同情心，得到别人的帮助。旧社会相声艺人街头卖艺，为的是混口饭吃。表演完了，向人要钱，其说辞很是精彩:“我不是谁的钱都要。好几百位看客都给钱，说相声的早发财了。左邻右舍您别给，周围做买卖的您也别给，没带钱的您别给，大票换不开的您别给，哪位有零钱今儿不愿给的，您别给。不过，都不给，我们吃什么呀?无君子不养艺人，我们外出谋生，就靠列位君子养活呀!我们是您的欢喜虫儿，您喜欢养猫，我们就是猫;您喜欢养狗、我们就是小狗;您喜欢养鸟儿，我们就是鸟儿。养鸟儿不是听叫叫吗?小哥几人叫半天了、该您喂喂了。哪位有零钱，给带个头儿，我看也不费劲儿掏出来”‘啪’一扔，摔破了您甭管。”
这是相声艺人迫于生计的自嘲，这种自嘲，极力贬低自己，使观众听后无不产生一怜悯之情。
由此可见，适时适度地自嘲、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修养，一种充满魅力的交际技术巧。
自嘲制造宽松和谐的交谈气氛，能使自己活得轻松洒脱，使人感到你的可爱和人情味，有时还能更有效地维护面子，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
抗战时期，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当地多为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普通老百姓不担任保长冯玉祥遂自荐当了保长。他热心服务，颇得居民好评。
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
冯玉祥来了，他身穿蓝粗布裤，头上一块白布，一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连长发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谦逊地说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
连长一听大怒:一个小小的保长敢来教训我、是不是活歪了!”
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小的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
连长听说保长当过兵。语气稍缓和了下来、问道:“你当兵都干过什么?
“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
连长一听肃然起立，十分客气地问道:“您还干过什么?“师长、军长也干过，不好意思还干过几天总司令。”
望着眼前的这个大块头，连长突然如梦初醒，顿时双脚一并，“啪”的来了敬礼:“您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
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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