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树是属于山野的，至少它属于乡下。
城里也有树，但树在城里成了失语的弃儿。城市真正的树是高楼大厦，楼在这里是以树的形式存在的望族。城市里的这些“树”每年以“林”的气势蔓延滋生，占据了有限的空间外，冲破种种藩篱，孟浪地往周边扩张。楼的森林，如洪流般，一浪高过一浪，使得这些年的城市，像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孩子撑破了去年的衣裳，可劲地生长。楼林在交错纵横恣肆地蔓延后，又把脑袋往高处的天空扒拉，犹如缺氧的鱼儿把头露出水面以便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树木在这里反而成了低到尘埃的小草，“参天”这个词用在城里的树上并不合适，再高大的树木在森然耸立的高楼面前也只能望其项背，它还够不到一座普通的大楼的膝盖。树的根部往往被水泥圈得紧紧的，犹如悟空的紧箍咒，由不得它撒泼。不敢往粗了奢望，也不敢往深了扎根，地下已被楼的血脉完全占据——树不过是城市这个庞然大物胳肢窝里一撮不起眼的腋毛。人像扎堆的鸟儿，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这些楼的森林，他们在楼树上筑巢，栖息，觅食，奔忙。不断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不停地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巢穴，楼有多高，巢就有多高。
风有时也会吹来，但风吹不透那水泥的树干和钢铁的枝子，雨也浸不润那些玻璃的叶子，风和雨不是这些“树”惺惺相惜的伙伴，为它们输送营养的是马路上的车流。马路是城市的河，车是河里游泳的鱼儿。车流如过江之鳍把人们从这棵“树”上送到那棵“树”上。从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树上生活开始，到现在高度文明的今天，似乎我们从没有离开过树。人的内心也是一棵树，他们栖息在有形的楼树，却时时刻刻在攀着内心那虚无的高枝儿，纷纷靠向那些粗壮的树干。人们习惯于站在高高的树枝儿上俯视一切。一觉醒来，任步履匆匆，从看得见的树上落下，攀到看不见的树上谋生。
鸟儿反而不会栖息在城里的树上，没见马路旁哪一棵树上有一个稀罕的鸟巢。它们怕每天喷洒杀虫剂的洒药车会药死它们的婴儿，况且城里的树上每一片叶子上都挂满了汽车的喇叭声和人的脚步杂沓声，鸟儿的歌唱和这些喧嚣不是一首歌的和弦。偶尔见哪一棵闹市的树枝上有一个老鸹窝，也会引来很多惊奇的目光，少男少女们会恍惚着十二分的矫情喊:“哎，快来看，树上停着一只，一只什么鸟？吼吼吼，让我觉得心在跳......”鸟巢在城里简直就是另类。城市的树影、花影、鸟影早已被大片楼的森林遮蔽，婉转的鸟鸣早已被机器的轰鸣淹没，人才是城市里真正的鸟，蛰居在楼树的巢里，维持着这片“森林”的生态平衡。
在城里的楼树上做了多年的“鸟人”后，我开始怀念起乡下的树。
树在乡下才是名副其实的树，树就是乡下的主人。从一棵小树苗开始，它们就在乡下的沃土上挺直了身子，一米米的长高，一轮轮的扩粗，甚至把脚下的土地拱起来，露出筋脉。乡下的树长着长着，就和人分不清了。院里院外的那些年轻的枣树、梧桐、香椿简直就是家里的老大、老二、老三。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榆树，老槐树，它们粗糙的树干，不就是满脸皱纹的祖父祖母吗？那些婆娑妖娆的柳树，它们披散的长发，不就是情窦初开的待嫁村姑吗？那些挺拔刚直的杨树，它们噌噌窜个子的样式儿，不就是蓄势待发的青包蛋子小伙吗？树在乡下，是真正意义上的参天，从村头的小山上望下去，看不到屋，屋都被一丛丛的树木包裹，连同鸡鸣狗吠也是从那些绿丛中窜出来的。树和人相伴，成长变老更迭，人老了，没了，树还在。乡下的人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生活在树上。那些树，有的开了花，有的怀了崽，有的弯了腰，有的铺拉得到处都是同样的树。它们的年轮里，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可圈可点的出彩，所记载的，都是乡下一茬一茬人的故事。
乡下的屋只是树的陪衬，屋里的人都是树和屋的孩子。树和屋是恋人，树张开怀抱轻轻拥着老屋，为老屋遮挡炽热的日头，老屋把人揽入怀中遮风挡雨，树呵护着屋，也呵护着人。在乡下，树、屋、人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屋年轻的时候，树也是情窦初开，它就在屋的眼睛——窗户底下悄悄地偎依着屋生长，屋那时看着树一点点长高长粗。待到树长发及腰时，它早已漫过了屋一头，它把根深深地扎入屋的地基下面，于是它们就合二为一了。人不会把树刨掉做家具，因为动了树，屋就会倒塌，这时候屋就成了人筑在树上的巢。人从巢里出来进去，要经过树的身边，那一只只绿色的眼睛悬挂着的晶莹，正是人类生活轨迹的另一种语境。人在屋里的那点事，树全知道——谁家的娃夜里好哭闹，谁的娘背着老大偷偷往日子过得紧巴的老二手里塞了几块钱，谁家的媳妇不孝顺，谁家的男人打老婆，这些树都掰扯得一清二楚，但它从不把屋里的家长里短往外说，它用阔大的枝叶做成荫凉，把兄弟爷们儿的酸甜苦辣包得严严实实。甚至屋东头的麦秸垛旁，丧妻的五叔和寡妇桂花经常幽会的事儿也别想逃过那些绿色的眼睛，那些树枝全都是探子。它顾惜这对苦命的人，用树枝轻轻拂去粘在桂花头发上的那一根麦草，不让村里的闲汉说出半点儿不是。
我是最高的树枝上那一个。因为我时常爬到树上去够一朵槐花，去逮一只知了龟儿，去掏树枝上鸟窝里那几颗鸟蛋。让奶奶看见，她会让我把鸟蛋放回去，她说，鸟儿和我们是一家人，鸟儿失去了孩子就像母亲丢失了我，它们会伤心的。我在最高的树枝上，向下是兄长遒劲的树枝托举着，树干是父母，树根是祖父母。不几年树上就旁出了一枝，那是姑姑要出嫁了。姑姑就在树旁的老屋里和邻村的他交换了信物，她把一方小手绢，一只钢笔，一个镶着红皮儿的笔记本送给他，他也把从集市上买来的一面小镜子，一瓶雪花膏送给她。于是我叫“叔”的这个人就成了“姑父”，父亲嘴里的“大兄弟”就变成“妹夫”，奶奶则笑不合嘴地称“他妹夫”。“他妹夫”这只鸟儿从邻村飞过来，领走了姑姑，他们要去那个家里的树上生活，那家树上的一枝远远地朝我们家方向伸着，我们家树上一枝也遥遥地朝他们家迎着，两家的树根就往一条水脉里扎，树上结成连理枝。
中秋的夜晚，我们在树下摆开小桌，治几个菜，秋收基本完活了，也累了，正好一家人在树下团团圆圆地解解乏。“月姥娘”圆圆地挂在树枝上，大人叫她“姥娘”，我们叫她“月嘎嘎”月姥娘也好，月嘎嘎也好，她时常也生活在树上，和我们是一家人。“月姥娘”里的嫦娥微笑地看着树下这一家人，月亮里的吴刚不知疲倦地抡斧头，任凭他怎么砍，这棵树依然是那么繁茂，一如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一样生生不息。
不光是人，树连同家畜树都要管，它把牛、羊、驴紧紧地拴在跟前，牵挂着它们，不让他们乱跑。从不记恨驴啥时踢过它一蹄子，牛用肮脏的身子在它树干上蹭痒痒，羊也不客气地啃过它一口。驴这个段子手，高兴了就自说自语，然后被自己引得哼哈哼哈地大笑，树从来也不嫌烦，静静地在那里听。狗被鸡惹乎急了，把鸡追得飞到树上，然后鸡趁狗不注意，嘎嘎嘎地来一个低空俯冲，像战斗片里的敌机呼啸着扫向目瞪口呆的狗，树就是鸡对付狗的航空母舰。树不会因为它们是家畜、牲口就外欺它们，它和祖父一样厚待这些动物。因为它们和人是拴在一根麻线上的——牛给人耕地，驴拉庄稼，它们管一家人的口粮；鸡下蛋，管家里的钱罐子；狗看家，管家里老小的安全物事儿。它们没有一个闲着的，为这个家操碎了心。
树不会在乎曾有哪一只鸟飞过它的头顶而不筑巢，也不在乎哪一朵云飘过树梢而不下雨。树肯定会记得那年某一天下午，父亲在它跟前默默地抽了一下午的烟，地上一层的烟头向树诉说着父亲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对爷爷的病他已经无力回天。爷爷痛苦的呻吟声肯定让树觉得比刀子刻它的树皮还要疼。陪了树一辈子的爷爷，就要像树叶一样，这一季的叶子要落了。爷爷临离去之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折一根树上的枝子插在他的坟旁。我当时还没有明白世理，总以为他是累了，要去睡一觉，他终究会醒来。第一年，那杆树枝就在爷爷的坟旁扎了根，第二年就返了青，到第三年的时候，已经冒出了叶子。原来，树上的每一根枝子也是一棵树，等坟旁的那根枝子成了真正的树的时候，我知道，那是爷爷醒来了。每天生活在树的呵护中，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棵树，早晚我们也要出去扎根，开花，结果。
树高高地伸向天空，尽量地挽留住那些流浪的阳光、风和雨滴，也用茂密的树叶挽留那些筑巢的鸟儿。被我放回的那几只鸟蛋，不久就孵出了几只小鸟，被两只老鸟呵护着，每天轮流出去捉虫回来喂它们嗷嗷待哺的孩子。下雨天用翅膀遮住它们的婴儿，任凭雨滴把它们淋成了落汤鸟。过了不多长时间，小鸟儿长出了翅膀，俩老鸟领着它们来回地学飞，后来，小鸟们翅膀硬了，会出去捉虫吃了，再后来，小鸟们飞走再也没有回来。我那几天时常听到俩鸟的哀鸣，鸟窝里再也没有热热闹闹的叽叽喳喳。也许这就是生活，它们不会像树一样站在地上不会走动，在不算漫长的鸟生道路上，它们要去寻找适合自己栖息的树，这无可厚非。
父母已经苍老了，他们在我们弟兄几个的楼巢里分别住了几天又搬到了乡下。他们说闻惯了乡下的土炕味儿，牛槽的草腥味儿，在城里的楼里憋得胸口发闷。那棵树依然在，老屋也是倔强地在那里烟熏火燎地挺着。不过那个鸟巢早已鸟去巢空，父亲说，鸟巢在树上完好无损地呆了好几年，直到一场大风把搭窝的树枝吹得七零八散。俩老鸟后来飞走再也没有回来过，也许这里是它们永远的伤心地。
风、阳光和雨滴依然光顾，屋和树都已经老了，连同屋里的父母。他们都已经承受不起四季的风吹雨打，也许这代表了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不能像不归的小鸟一样，徒留父母伤心的期盼，哥，从天涯随着一缕将冬的秋风回来吧，弟，在地北跟着一线归山的阳光归来吧，带上你们羽翼丰满的小鸟们，回家看看咱们的老树，老屋，老爹， 老娘。
作者：刘太义，山东省平阴县人。黑龙江省诗词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协会员。作品见各报刊杂志与文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