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的王巩,自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北归,苏轼宴请王巩,王巩之侧有一女子,生得眉清目秀、蕙质兰心,女子复姓宇文、名曰柔奴。三年前王巩因“乌台诗案”贬谪宾州,家中歌姬纷纷散去,惟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席间,柔奴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岭南风土是否难以适应?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遂做《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词不单单是写给柔奴姑娘的,也是苏轼一生最真实的情感,无论是自请出京赴任杭州,还是诗案贬谪远赴黄州,亦或是晚年的流落儋州。起起伏伏的官场生涯让苏轼明白了现实社会远比自己想象中残酷、黑暗的多,是非黑白之间没有苏轼的容身之所,也让苏轼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初显身手
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七岁的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点为本场考试第二名。欧阳修预言苏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推崇之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每有新作,京师之内争相阅读。然而正当苏轼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一年的冬天,苏轼就要离开京城赶赴凤翔府上任,苏辙一路送苏轼至郑州,期间路过渑池县时有感而发,写下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略显伤感的诗句冥冥中似乎注定了苏轼这一生漂泊,也许是屋外的雪景给了苏轼感慨的灵感,也许是即将离别的兄弟触动了苏轼文人的感怀之情。这首诗虽然是写给兄弟苏辙的,可是诗里的字字句句也让苏轼在这寒冷的冬天,感觉心头不经意间划过了一道,隐隐感觉自己即将走的道路似乎并非一帆风顺。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正在京城任职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发动“熙宁变法”,进而引发新旧党争。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恩师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一时间,朝野旧雨凋零,庙堂之上再无一僻静之所,苏轼目送自己的师友一个个或自愿或被迫离开京师,自觉这朝廷全然没有了曾经的景象,只剩下满朝文武的“人人自危”。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目睹了新法中的诸多弊端,随即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新党一派颇感愤怒,指示御史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两年来,苏轼看清了新党一派的作为,自觉不应同流合污,新党一派也难容忍他在朝为官。于是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杭州真的太好看
苏轼不是一个恳求官位的人,也不想因为官位而把自己锁在京师,外出任职未必是一个不好的选择,起码就目前来看苏轼并没有为自己的仕途感到担忧,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苏轼众多描写景色诗词里的代表作之一,全诗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概括品评,尤其是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如果让晚年的苏轼回忆自己的一生,在杭州任职的这三年,应该是自己为数不多最为心怡的生活,离开了朝廷的尔虞我诈是是非非,专司一方百姓,领略地方风土,更何况是在杭州这种景色宜人的城市。三年后,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身在密州的苏轼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传世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后的一千多年,每当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人们遥望天上的月亮,总会想起苏轼的那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千多年沧海横流,世事变迁,变的是人,不变的是情。此刻遥望月亮的你也许踌躇满志、成功名就;也许你迷离、穷困潦倒,但如同那天上的月亮“阴晴圆缺”,失意和得意时相对的,没有失意时的落魄,又怎会有得意时的豁达。曾几何时,孩童时期的我们在学堂内诵读这篇佳作,初读不识词中意,再读你我已是词中人。苏轼用他宽阔的胸怀包含了自己人生的所有失意不得志,此刻他只想与自己的亲人共饮美酒,互诉衷肠。
就在苏轼创作名作《水调歌头》之后不久,苏家兄弟便得到了团聚的机会。熙宁九年(1076)冬苏轼得到移知河中府的命令,离密州南下。次年春,苏辙自京师往迎,兄弟同赴京师。抵陈桥驿,苏轼奉命改知徐州。四月,苏辙又随兄来徐州任所,住到中秋以后方离去。七年来,兄弟第一次同赏月华,而不再是“千里共婵娟”。遂作下这首《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这一年本来是一个挺太平的年份,风和日丽、国泰民安,除了闹心的“王安石变法”,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作为一名有着崇高理想的士大夫,苏轼看着朝廷日益盛行的新法,正在动摇这个国家的根基,可是作为权利边缘人物的他,能够做的并不多,甚至于连一封奏疏都不能写。唯有把自己对于时局的批判付诸于诗词,这首《南歌子·雨暗初疑夜》间接反应了苏轼此刻的心情。
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淡云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卯酒醒还困,仙材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
然后此刻的苏轼还不知道,就在三个月后,即将发生影响他一生的“乌台诗案”。此事之后,苏轼的整个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派监察御史何正臣利用,上书谓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并声称苏轼的这些文字已在全国传阅,自己是从已刊印后在市上卖的苏轼文稿中摘录递呈宋神宗的。其后御史舒也上书攻击苏轼,谓苏轼的谢表是讥讽时政之作,士大夫争相传诵,并进一步指出苏轼在谢表中诽谤宋神宗,牵强附会将苏轼的谢表加以修改,于是苏轼诽谤君主便是人赃俱在了,从而激怒了宋神宗,达到了陷害苏轼,“大不敬”的罪名的目的。紧接着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盖棺定论,攻击苏轼不学无术,浪得虚名,其实是一个阴险的家伙,他还列出应该罢黜苏轼的四条理由。
随即朝廷将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逮捕,解往京师。宋神宗委派冯宗道前往御史台复审此案,经判决,苏轼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受牵连者达数十人。附马都尉王诜追夺二官、勒停,苏辙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王巩贬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二十余名官员被判处以罚铜的处分,其中就包括司马光、黄庭坚、王安上(王安石同母三弟)。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被贬黄州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由诗案前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大自然,逐渐不再执着于官场,将心更多的面向大自然,面向天地万物。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谪贬黄州的苏轼,住在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后来,又在不远处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名之曰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还在这里筑屋名雪堂。对于经受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此时是劫后余生,内心是忿懑而痛苦的。但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有时布衣芒屩,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江月
两首词均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期间,词间,或高亢入云,或温润如水,或英雄豪迈,英姿勃发,或溪水潺潺、夜阑风静。无论是庙堂之上直言进谏的苏子瞻,还是临皋亭边筑屋垦荒的苏东坡,英雄的得意和贬谪的落寞,构成了我们了看到的最为真实的苏轼,无论处境的好与坏,苏轼始终能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身在异乡的苏轼注定是孤苦的,但是这世间并非所有人都远离他,黄州知州徐君猷便不曾因其遭到贬谪而疏离他。据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徐君猷任黄州知州时“崇儒重道,下士爱民。苏东坡谪居黄州,与弟子由书云“举目无亲,君猷一见如骨肉”,可见两个感情之深。元丰五年(1082年)的重阳节,在涵辉楼上苏轼写下这首《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赠与徐君猷。以表两人深交之情。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轼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谪居生活之后,被命迁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这种量移虽然不是升迁,但却标志着政治气候的转机。据《宋史·苏轼传》,宋神宗手札移轼汝州,有“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汝州,最困顿的黄州时期终于脱离了,心境比较轻松,一路上颇事游访。畅游庐山。这年岁暮,苏轼来到泗州(今安徽泗县),即上书朝廷,请罢汝州职,回宜兴修养。时正值苏轼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因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纪游。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一句道出了此时苏轼的真实想法,既然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又何必要执着于一官半职,人间真正有滋味的还是清淡的欢愉,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
东山再起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年龄,对人对事多了几分深思,虽然自己在短时间内已经身处高位,但是正如苏轼所言:“高处不胜寒”。旧党上台后,大肆镇压王安石集团的人员并尽废新法,此时的所谓“王党”不过一时得势,便这般落井下石,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苏轼恬与为伍,随即向朝廷提出谏议,但眼见新党与旧党之间已然是“杀红了眼”,苏轼见状,再度自求外调二任杭州。
苏轼回翰林图
被贬海南
元祐六年(1091年),正在杭州过着惬意生活的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苏轼恩师欧阳修于皇祐元年(1049)守颍州时作《木兰花令·西湖南北烟波阔》,熙宁四年(1071)又退居于此,翌年即卒于此。此时苏轼守颍州,距恩师去世已经二十年,当他来到颍州西湖时,想起往日恩师所吟西湖之词,遂步其韵作此词《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元祐七年八月,苏轼在颍州、扬州后以兵部尚书诏还,九月到京,后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守礼部尚书任。苏轼侍从皇帝观灯而作的“应制诗”,写了元宵夜皇帝举行宴会而群臣陪饮的所见所感。
《上元侍宴》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这一波“彩虹屁”刚拍完,以为事情发展到这里,新旧两派的党争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大家可以过太平日子了,苏轼也不用被新旧两党折腾来折腾去,该歇着了吧!没想到转过年来,风向就又变了。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至惠州(今广东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这是在宋朝,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贬谪儋州期间苏轼办学堂,学风,大力提升海南岛的教育水平,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苏轼自言:“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俨然将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种生活在持续三年后,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才得以北归。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就是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自海南岛返回时所作。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显然一生豁达的苏轼并没有把贬谪儋州认为是很苦的事情,反而认为是自己这一生最为奇绝的经历,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谁的人生难免都会碰到挫折,即使是像贬谪蛮荒之地这样的困境,苏轼依然是满怀乐观的心志,正如其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