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很多书生都是考中以后就做官，而科举考试主要考的就是做文章，难道会写文章就会做官？
写文章和做官还真有相通之处。科举考试延续了上千年，主要考做文章，让书生们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会写文章，就能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了。但如此的评价还是有失偏颇，并不能完全说明写文章的书生就能做官的要义。科举考试本身就存在问题，只是取那些字迹比较好的，写文章比较好的书生们。而书生要想达到做官的程度，得经过层层选拔，要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考中之后才能成为官员。但这只是一种封建时代的考试形式，也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有人需要被人推荐做官，李白就曾经被推荐做官，只不过他不是做官的材料，得罪了朝中权贵，只能被排挤出官场。被推荐做官的人一般都是有名望的人，也具备一些文化知识，当然就会和一些做官的权贵们同流合污了。那要是没考中的书生做官行不行？当然行了，只不过不被朝廷承认罢了。而一般老百姓做官就不行了，起码得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写文章。
书生们考试写的文章大多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也就奠定了他们做官以后写公文的基础。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没写真话，只是报喜不报忧，而且还大唱赞歌，那么，做官以后，他们照样会那么写，不然只会被踢出官场，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算是白费了。有的甚至要考一辈子，才能考中，做个小官也就知足了。写文章只是撒谎的第一步，进入官场之后就要把这种撒谎的本事扩而大之，要学会站队，学会溜须拍马，学会行贿受贿，学会模仿皇帝和上级官员的爱好。古语云：“上有好之，下必趋之。”就是这个道理。做官的本事需要考中的举子们从头学起，而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又知道如何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当然会信手拈来，不费什么力气了。要是没文化的就会被人耍弄，或者竟至于连官话都听不懂了。
官话一般说得模棱两可，不做明确的肯定与否定。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出了事全是下级理解的错误，而不会追究到大官自己头上。如何理解这些官话就成了考中之后的举子们入官场的第一课了。他们要会揣摩上级官员的意思，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具体可行的操作，试着去执行，当然不能冒进，保守一点似乎没什么大的错误。要是把事情做坏了再想反悔，就难上加难了，甚至要负责任，而不作为似乎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上面催一催，下面就动一动。上面不催，下面就不动，歇着也挣钱，为什么要费力干些事情呢？也就是说，考中的举子做文章要分析世态人情，尤其要分析当朝的政治情况，学会审时度势，更要学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尤其是要学会说假话，其实就是避开不良现象，只是歌功颂德，当然就知道官场的那一套应该如何运作了。当举子们考中之后，再学习官场的应酬以及办事，就会得心应手，手到擒来。
从做文章的技巧来看，大多会和做官的技巧有些相通之处。除了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要学会分析事理，把事情条分缕析，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得头头是道，也就能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了。要想写好这方面的政论文章，需要考生了解当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人口学、社会学、礼仪学等多种学科的学问，还要学会综合运用，拿来分析事情，写出优秀的文章，其实并不简单。做文章还要遣词造句，安排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以及段落与段落之间具备一定的逻辑性，不能胡乱拼凑，更不能信口胡诌。经常写文章的书生会形成一定的文体风格，讲究语言内在的逻辑性，把握起承转合之妙，当然就能写出好文章了。而各方面基本知识的积累，为书生做官打下良好的基础；分析事理，练习语言的逻辑性，本身就是逻辑学的训练，为书生日后做官审案打下良好的基础。遣词造句本身就是一种安排，也是根据逻辑性而定的效率性分析，书生做官以后就会利用这种逻辑分派任务，安排事情，还要讲究效率。毕竟，写一篇文章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而不能无限制拖延下去。要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或者分派给下级任务也需要规定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当然就会讲究安排的逻辑性以及效率优先了。
在古代科学和民主不昌明发展的时候，会做文章就会做官，两者具备一定的内在联系性。但也仅限于内部治理，要是和洋人打交道，就不成了，会改变规则，也要具备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当然，说假话的考试文章会催生很多官场的腐败，但这些已经被历史忽略不计了，也成了不可能根治的顽症，需要后继者一日三省，并努力消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