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生长在历史文化枝干上的艺术之花，其艺术魅力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氛围中吐纳，二者水乳交融。《长恨歌》不仅仅是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历史文化多个方面的形象投影，是包含着唐代宫廷生活、社会习俗、文化风气、审美趣尚等文化信息的珍贵文本。
作为一个突出的文本案例，深刻地阐释了唐朝历史乃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下半叶感伤、世俗、浪漫的文化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六宫专宠
杨贵妃进宫之后，得到了唐玄宗的无比宠爱，《长恨歌》云：“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意味着杨贵妃整日整夜忙于与唐玄宗宴饮、春游、侍夜，鲜有空闲时间，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如胶似漆的爱情，令人叹为观止
《长恨歌传》对此有详细的叙述：“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娱，二十六世妇，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
白居易与陈鸿对杨贵妃受到唐玄宗专宠的描写，并非想当然的空穴来风，甚至也并不属于文学性的夸张描写，而是基本忠于史实、有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的。
《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幵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辑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溶造，又数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
如果认为杨贵妃仅仅是依靠倾国的美色而长久持续地吸引着唐玄宗的宠爱，无疑是不符合情理的，亦与历史记载不符。《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除了“姿质丰艳”之外，更“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
可见，杨贵妃除了拥有能够打动唐玄宗的美貌之外，更拥有聪颖过人的智慧以及在音律和歌舞方面卓然超群的天赋和造诣，在精神上与唐玄宗形成了心有灵犀的默契，成为了艺术上的知音。《杨太真外传》记载了发生于天宝年间的两次重大的音乐、文学盛会，在中国音乐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印记，两次盛会都是由唐玄宗组织、杨贵妃参与。
其中一场盛况空前的音乐盛会发生在清元小殿，由于长安郊外新丰县进献舞技高超的女伶谢阿蛮，得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钟爱，为此而召集了当时唐朝造诣最高的音乐家，组织了一场规格及水平均登峰造极的音乐会
音乐会由唐玄宗长兄宁王李宪吹奏玉笛，唐玄宗亲自敲羯鼓，杨贵妃弹奏琵琶，马仙期奏方响，李龟年、张野狐弹奏整篌，贺怀智击拍板，谢阿蛮表演舞蹈。这场音乐盛会从清晨一直演奏到中午，众人皆欢洽异常，意犹未尽气。
另一场风雅无限的文学盛会发生在沉香亭，唐玄宗与杨贵妃结伴赏牡丹，宣赐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白作了三首歌颂杨贵妃和牡丹花的《清平乐》三首，要求李龟年领衔的梨园弟子为歌词编排新曲并演奏。杨贵妃陶醉于这动人的情境，用玻璃杯斟满西凉葡萄酒，一再向唐玄宗行礼拜谢。
上述两则有关宫廷音乐盛会的史料不但是古代音乐史和文学史上的佳话，而且也深刻表明了杨贵妃得以六宫专宠的本质：李、杨二人在艺术上互为知音、彼此倾慕，使二人的情感世界得到了升华。白居易在《长恨歌》开篇部分对杨贵妃百般受宠所进行的或逼真写实或旁敲侧击的浪漫表现，实际上是基于以上本质的。
二、宫廷宴乡食酺会
《长恨歌》中“承欢侍宴无闲暇”及“玉楼宴罢醉和春”两句指杨贵妃忙于陪同唐玄宗参加各种宫廷宴乡食酺会，而毫无闲暇之时。两句诗不仅反映出了杨贵妃受宠的程度，亦可见开元天宝时代宫廷宴乡食酺会之频繁程度。
宫廷宴乡食一般指的是由皇帝赏赐举办、由各级官员和各国使臣参加的宫廷宴会，宴会中经常安排一定规模的宫廷乐舞及百戏表演。如果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连平民百姓都可能参加的宫廷赐宴，则被称为“酺会”，一般持续进行数日。
根据史志记载情况来看，唐代的赐酺活动举办的频率与国力强盛、时局稳定的程度成正比：唐高祖时期未有记载；唐太宗时期有次记载；唐高宗时期有次记载；武则天时期有次记载；唐玄宗时期有次记载；安史之乱之间鲜有记载，安史之乱之后则显著减少。
盛唐时代的大酺与其说是“万民同乐”，不如说是一种粉饰太平盛世的手段，大酺的费用也多通过各级政府机构摊派到广大民众的头上。然而这种大型的宫廷宴乡食酺会活动以乐舞百戏作为主要构成部分，从客观上促成了宫廷雅乐形式与民间俳优杂技形式的同台竞技与相互兼容，也使社会各阶层的审美能力得到了同步提高，从而推动了唐代文艺的整体发展。
除了大酺之外，唐代宫廷还常常进行内部的聚饮宴会，杨贵妃陪同唐玄宗“玉楼宴罢醉和春”的场合应该还包括此类宴乡食活动。在唐代，传统的分食制被新兴的合食制取代，人们同桌宴饮交谈，更有茶酒和乐舞，使宫廷宴会的气氛更加轻松和热烈。
传世的《宫乐图》表现的就是小型的宫廷宴会，位宫娥围坐在一张铺着竹席的大食案前，食案的中央放置着一个大茶爸，其巾一宫娥正用柄茶构将煎好的茶汤菌到各人的茶碗中。宫娥们着晚唐服饰，各自坐着四足高凳，边品茶，边奏乐，显得意态盘然
三、春游
春游是唐代都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唐代繁华富丽的社会面貌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标志。史载唐人的春游活动的时间从正月至五月不等，根据《唐音癸笼》的记载，唐代的各曹司常常有“旬假”，即每月为外出游赏而专设的假期，百官在假期纷纷寻访胜地宴乐游玩，尤其以二月朔中和节与三月三日上巳节春游为最胜。
春游以发生在长安的居多，尤以曲江游赏最为著名。曲江南侧有紫云楼和芙蓉苑，西侧有杏园和慈恩寺，曲江的四周花林萦绕、柳萌环抱，池中烟水明媚、彩舟荡漾，风光极其秀美，实为春游宴乐的理想场所。百官游宴的资费大多由长安、万年两县提供。
在游宴的途中，或赏赐钱财，或挑选妓女相携共饮，帷幄如云，绮罗华服纷杂，香车宝马如雁而行，遗落的翠钿珠宝不绝于路。有人认为，唐代的诗文之所以如此兴盛，游赏之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唐代的春游极盛于开元天宝时代，在物华民丰的太平盛世，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在财力盈余的情况下，往往乐于以春游的形式寻欢取乐，在弦耀富贵的同时还吟诗作赋，大大拓展了人生的精神领域，通过这种方式，盛唐时代富足而腴润的世俗文化风貌得以生动地展现
盛唐时代参加春游的人群极为宽泛，上至皇室贵胄、官僚富豪，下至黎民百姓无不热衷于此。这些记载中最著名的要数“游盖飘青云”条：“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故学士苏颜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颠之巾上。时人荣之。”
此条记载不但可以体现出开元天宝年间长安春游的空前盛况，也反映出唐玄宗对春游以及相关活动的重视和鼓励。盛唐时代春游活动的盛行除了由当时的国家财力和社会风气所致之外，还与帝国统治者唐玄宗的大力推广提倡不无关联。
唐玄宗在文化艺术方面拥有非凡的特质和成就，这种人格属性导致他对游赏、宴乐、歌赋等活动有着先天的热衷精神，加之唐玄宗为了昭显盛世太平，体现君臣、官民同乐的融洽气氛，所以多次下诏给百官放假，鼓励其参加游赏宴乐活动。不但如此，唐玄宗还亲自参加春游活动，与臣子共乐。《长恨歌》中“春从春游”所指的是杨贵妃出游赏春的事，而“从”无疑是指陪同唐玄宗春游。
白居易与陈鸿关于杨贵妃随唐玄宗春游的描写是有史实作为依据的，而且据两唐书的记载，“春从春游”不但确有此事，而且频繁地发生。上述记载无疑反映了李、杨二人感情的真挚和深厚，然而在史书所记载的游春之事当中，杨氏一门出游的奢靡浮华景象常常被不吝笔墨地大书特书。
四、总结
综上所说，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对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承欢侍宴”、和“春从春游”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宫廷的各种生活习俗，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历史事实相吻合，且大多被正史和野史的记载所印证。
从白居易的为官经历来看，他在中进士之后，先后在朝堂担任多种职位，这期间完全有可能对当时的宫廷内皇室贵族的宴饮、出游情况有较为详尽的见闻，这些见闻很自然地被运用在对李、杨宫廷生活场景的想象之中，使这些艺术表现鲜活而生动，兼具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