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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维似乎总是停留在小学和初中的阶段，尤其是小学。七八年前，我写《乡间往事》系列散文时，范围从未超出过童年时代。这些天，我又写了几篇文章，思维总是围绕着小时候的那些事情在转。昨天，我破天荒写了大学时暗恋的一个女生。我想，关于高中年代的那些事，我是该说点什么了。做事情，总不能厚此薄彼。
今天，微信群里传了许多照片，一大帮子高中同学在长沙聚会，谌叔叔也参加。这样的聚会已经搞过多次。2016年，我们班搞毕业十周年聚会，当时我正在出海，没有参加，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所说的谌叔叔是我在安化一中的第二任语文老师。高二文理分科时，向来数学不好的我决定要扬长避短，进了文科班，他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那一年，他还不到三十岁。谌叔叔是我们对他的昵称，背地里则叫他“少庆同志”。
我们那时候喜欢给人取外号。班主任吴老师被称为“贡老板”，地理老师卢老师被称为“卢妈”，数学老师郭老师被称为“0.1吨”，因为他体重两百斤的缘故。历史老师魏老师年龄最大，又是学校的教务处主任，我们则称之为“魏爹”。英语老师也姓谌，但她的外号已经记不得了，这大概就是我英语成绩非常差的原因吧。不过，除了“魏爹”这个尊称之外，这些外号也仅限于在地下流传。谁也不敢当着谌叔叔的面，大喊一声“少庆同志”。
谌叔叔是援藏教师。从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西藏支教三年。给我们讲课时，他常常提起援藏的经历，以此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他说，西藏同胞最喜欢三种人，一种是军人，一种是医生，还有一种则是老师。我们对他的西藏见闻特别感兴趣，比对他的语文课兴趣还要大。有时候讲着讲着，我们就起哄，非要拉着他讲西藏的故事，他也从不拒绝。于是，我们渐渐地对西藏的雪山、湖泊、牦牛、糌粑、寺庙、哈达、青稞酒、转经筒以及天葬台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也真的立下了志向，要像谌叔叔一样，去西藏，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直到今日，我还没去过西藏，但心底的西藏情结，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高二那一年，谌叔叔除了教我们语文课，还是学校的学工处主任。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特别严厉，全校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那时，我们学校进行封闭式管理，实行月假制度，每月放假四天，平时每周只有星期日下午才能走出校门，放风的放风，购物的购物。当时，学校周边开了好几间网吧，正是腾讯QQ和CS游戏特别流行的时期。一到晚上，往往就有学生翻围墙出去上网，打游戏。作为学工处主任，谌叔叔也常常与这些“墙头飞客”斗智斗勇。他有时去网吧，不紧不慢地从每个人身边走过。只要看到谁神情不对，就揪出来问，一抓一个准。还有一天晚上，他蹲守在一个角落里，那是“墙头飞客”最喜欢翻越的地方。熄灯铃响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黑影朝着围墙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四处瞄。见没人，这名同学很熟练地翻上了两米多高的墙头。正准备往外跳时，谌叔叔出现了。这个同学一看是谌叔叔，赶紧从围墙上跳了下来。谌叔叔让他将翻围墙的动作重复了数十次，以示惩戒。没想到，谌叔叔歪打正着帮了他大忙，后来这个同学成为了一名特种兵，两三米高的围墙，轻轻松松就翻过去了。他说，感谢谌叔叔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特长。
谌叔叔对我们班的同学特别和气，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就我们，一点都不像那个理应“凶神恶煞”的学工处主任。他常常用语文课的时间带我们出去玩，去南宝塔登山，去紫云山打雪仗。他说，知识不全都在课本上，纸张以外的书，我们也应该读一读。因此，语文课成了我们热情最高的一门课，与数学课、英语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与谌叔叔联系最多，自然也最得他的照顾。高一才开学，父亲就因伤致残，整个高中三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这些年，很多老师都给了我不少帮助。一次，我怯生生地跟谌叔叔说，没生活费了。谌叔叔立马打电话给他的爱人谭老师，给我送来两百元，当时至少够我一个月的开销。谌叔叔说，等你有出息了再还我。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十三四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还他那两百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写古体诗。那时候的诗，只不过是分行而齐整的文言句子罢了。真正把格律弄清楚，还是上高中的时候。高二的语文课本上，有一条关于格律的注释，我就是从这条注释中悟出了近体诗的规律。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无师自通的味道。从高二到高三，我写了几十首古体诗。甚至上课时都在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尤其是数学课，我很少听过讲，反正听不懂，干脆干点别的。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常常把写好的诗夹在作业本里，送给谌叔叔看，谌叔叔对我大加赞赏，而我写得也更加来劲。
2005年的冬天，谌叔叔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让文印室将我的诗打印出来，装订成七八十个小册子，每个同学发了一份。他给了我一整节课的时间来讲写诗的心得。有时，他有事要忙，就让我代讲诗词鉴赏的课。高考前夕，我跟同学们讲红楼梦诗词，重点讲了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海棠诗》。结果，那年高考的诗歌鉴赏题，就是这两首诗。考完之后，同学们都非常兴奋，称我为半仙。
高考第一场是语文。考前，谌叔叔对我说，不要紧张，发挥好就行。他递给我一瓶红牛，要我考试中喝，可以提精神。这是我第一次喝这种功能饮料。前年在岛上，连续几昼夜赶片子，每天要喝七八罐红牛或黑卡。每当拉开罐子，我就不自觉地想起了当年的情景。
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组织我们填志愿。当时我的总分是612分，其中文综269分，全年级最高。数学虽然没有拖后腿，但语文也没有像平时考得那么好，差了二十好几分。谌叔叔抱着一本厚厚的高校指南，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给我对比。最后，他给我划定了两所学校，一个是四川大学，一个是华中师范大学，都是中文系。后来有人提醒，川大可能不太保险。于是，华师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我能走进桂子山，能走我现在的道路，谌叔叔这个引路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高三时，我曾随便在一个网站上复制了一篇小说，大概有三四万字，发到了一个参赛的邮箱。当时也就随意一弄，没想到后来竟然获奖了。这件事给学校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为摆平这件事，谌叔叔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后来，风波平息了，谭老师背地里对我说，谌叔叔最讨厌抄袭。谌叔叔没有亲口跟我说，但这比亲口说还令我触动。此后，我没有动过放弃写作的念头，一直都在艰难地蹒跚学步。尽管到现在都不能写好一个作品，但也没有再抄过别人一句话。
大学时，谌叔叔调到县教育局任副局长。那年正月，我们搞了一次聚会，庆祝谌叔叔高升。这是我唯一一次参与同学聚会。不久，谌叔叔调到益阳市城乡改革发展办公室任科长。再到后来，他下了海，到长沙的一个投资公司任职，工作非常忙碌。这几年，我则是天南海北到处飘荡，跟谌叔叔的联系也少了。虽然如此，那时那地的情，那时那地的景，依然如昨日花开。（2018年5月26日深夜于武汉百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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