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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里,有篇《伯夷叔齐列传》,真是非常特异。要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家,这里是个枢纽。
形式上,其他列传,都是叙述为主,而此篇则以议论为主。
内容上,它坦率坦白了太史公的自心困惑。
——伯夷叔齐,这样高级别的好人,为何没有好命?天道,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一个思想家,史学家!
在传统语境下,特别罕见。
要写出真,
而真是被书写传统否定的。
传统,要约束,修饰,
阐述“文”化的“真”,
而这样,事实上也就不是“事实”了。
——子曰诗哀而不伤。子曰武王之乐美而不至善。
在古代, 历史,经典,一直承载着“文”化人性的使命,所以有时人们有时不惜修改事实曲解事实,以塑造可供社会信仰的某种楷模,以此促进社会文明。无论今人肯定与否,也需承认他们的初衷是仁者之心。
仁,义,礼,智,信,几种内含价值之间极其矛盾,都得有楷模典型,这些楷模典型之间也就充满矛盾。 所以儒家传的历史,是这样子。
而战国埋入地下的王室流传的教育继承人的史书,《竹书纪年》,就不是这样子,禅让等全是另一种事实。
追究根本,是事实之真和价值之善,是两极,人为地想简单地在具体实践中实现统一,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当然偶尔可以凑巧。
因此,司马迁,事实上已经触摸到了事实,——生存之道是智,仁义礼信常伤之。仁义,要牺牲才容易成为楷模。——但他不愿相信,所以,他很困惑。
他虽似道家,究竟怀着儒家仁者之心。甚至他们父子修史的动机中,就包括润色鸿业(给西汉盛世)和给仁义忠孝者传名。
所以太史公惑,只能惑,惑下去。
太史公之惑,其仁者之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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