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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之后,1949年1月15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基本协议。
邓宝珊最后提出,要我方派代表进城,进一步联络商谈,并强调这是傅作义的希望。在此之前,中央已有电报指示,要派一个懂得我们全部策略态度,并且机警、有应付能力的人进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最后,林彪把一封由毛主席亲自写的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作义的信当面交给邓宝珊,请他转交给傅作义。
在送走林、罗、聂后,邓宝珊立即把信抽出来看。看完后,他很惊讶,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打算不给傅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林、罗、聂做了汇报。林彪表示,邓宝珊暂时不交给傅作义也可以。
苏静进城需穿便衣,因为找不到便衣,就与李炳泉换了衣服,虽然有点不合身,总算过得去,于是就与邓宝珊一起上路了。
路上,邓宝珊又提出,打算暂时不把信交给傅作义看。苏静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嘛!”
他们从清河步行走小路,下午就到了德胜门,华北“剿总”秘书长王克俊在那里迎候,于是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总部的联谊处。这里是日本大使馆的旧址,整幢大楼只有苏静和崔载之两人住。院子南墙外驻守了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院外还有便衣巡逻。可以看出,为了保密,防止蒋特破坏,傅作义做了精心安排。
1月18日,傅作义前来看望,并表态说:“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苏静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1月21日,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即开始生效实施。崔载之意味深长地说:“当年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在这个地方。如今,我们为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定十八条,也是在这个地方。”
当天,傅作义将协议的某些要点,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做了发表。
在这个过程中,苏静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往来频繁。议签订前,请求汇报协议的条款内容和一些细节问题;协议签订后,汇报协议的实施情况以及具体步骤;联络傅方军队开出的方法、时间、地点和部队的番号及人数等。每次发电,都是苏静亲自拟稿,他们都夸苏静的电报稿文字简练精干。
的确,苏静上过师范,在当时解放军部队将领中,文化程度算是较高的。
1月25日,苏静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出城到宋庄汇报工作。苏静一进门,罗荣恒就面带笑容地问:“由邓宝珊给傅作义的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答:“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你要能催促邓宝珊,并同他一起去见傅作义。务必要告诉邓宝珊,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当晚,苏静赶回城内找到邓宝珊,问他:“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没有?”
邓宝珊愣了一下,困惑不答。苏静会意,便提出与他一起,带上信去见傅作义。二人一同坐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作义的热情接待,在交谈中,邓宝珊乘机到傅作义的内屋去了。苏静在与傅作义告别时,未再问及交信的事,便与邓宝珊各回住处去了。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傅作义见报后情绪异常激动。由此可见,直到这封信见报之前,傅作义一直未看到它。而这封信对傅的影响之大,也就毋庸置疑了。
后来,一位与苏静很熟的同志开玩笑地说:“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啊!毛主席亲自写的信你也敢同意不交。后来接到指示,你还是没有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你就不怕追究你的责任?如果你当着傅作义的面,让邓宝珊把信交给傅作义看了,你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
苏静笑而不答。
其实,这是一封最后通牒性质的信,信原文中词句严厉的部分有这样一段: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经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
信的最后写道:“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须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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