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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与李商隐的悼亡诗中所体现的感情不同，这与二人的经历不同有很大的关系。元稹的妻子韦氏在世时一度过着贫苦的生活，在妻子死后，元稹的仕途才有了一定的起色。
然而此时妻子已经不在人世，所以他对亡妻有着深深的自责，自责没有让妻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发而为诗最明显的就是《遣悲怀三首》，此诗写尽了诗人的自责，有“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的遗憾，有“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无奈，有“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悲哀。
他在《祭元妻韦氏文》中也说道：“昔凄惨于少别，今永逝与终离，将何以解余怀之万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元稹的悼亡诗还有丧子之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中言：“（韦氏）实生五子，一女之存。”可见元稹的家庭是十分不幸的，因此元稹也作了《哭小女降真》《哭女樊四十韵》等怀念儿女之作。
同样在他的悼亡诗中也体现着丧子之痛，如《遣悲怀三首》，诗云：“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邓攸与潘岳都无子，借二人感叹自己无子的命运，再如《江陵三梦》中云：“嘱云唯此女，自叹总无儿。”悼妻亦悼子，诗人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李商隐生逢乱世，一生陷于牛李党争中，就连婚姻也受此影响，李商隐的悼亡诗多融悼亡、自伤、感时为一体。如《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诗云：“嵇氏幼男犹可悯，左氏娇女岂能忘？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
此时，妻子已经亡故，诗人备受打击，诗歌不仅写到对亡妻的思念，而且写到自己的心绪不佳，尾联更是写到连绵不断的秋雨与阵阵刺骨的西风，蕴含着无限的哀愁。
再如《宿晋昌庭闻惊禽》，诗云：“羁绪鳏鳏夜景侵，高窗不掩见惊禽……失群挂木知何限，远隔天涯共此心。”写了自己悼亡之痛与远行之恨。再如《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诗云：“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写了身世飘落与思念亡妻的痛感。
元稹与李商隐悼亡诗有相同处，同时也有明显的不同处，究其原因，主要有生活环境、个人遭际、性格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元稹与李商隐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一个生活在中唐，一个生活在晚唐。由于盛唐时期的豪情已逐步消失，现实的苦难使诗人不再只关注安逸的人生，而是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诗歌风貌走向写实，元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的悼亡诗写亡妻生前生后的琐事，表达上直叙明晰。李商隐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元稹有些不同，李商隐生活在晚唐，这一时期已不仅是乱世，更是衰世，如果说中唐是唐朝开始走向下坡路的时期，那么晚唐则是到达了最低谷，晚唐的诗歌走向含蓄朦胧，写心灵感受，不是直接叙事，而是婉曲含蓄地加以表达，李商隐就是这一审美倾向的典型代表。
其次个人遭际也不同，元稹的童年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而元稹却有志于学，他不到九岁，便能赋诗属文，可见，元稹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文学基础，由于妻子在世时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所以诗人感到深深的自责。
李商隐的一生同样仕途不顺，在年少时曾凭借诗赋得到权贵令狐楚的赏识，然而随着入幕王茂元府，加上娶妻把他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可以说他的悼亡诗与自身命运是分不开的，正是自身命运的起起落落，才造成了他的悼亡诗的哀婉缠绵。
最后，元稹与李商隐的性格不同，也是二人悼亡诗风格不同的原因之一。元稹是愤世嫉俗的，他在年少时就目睹了贫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年轻时所作诗歌内容大多是批判现实抨击战乱，是现实主义诗歌的领头人，与白居易一道开创了“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应通俗易懂，所以元稹的诗歌语言平实质朴，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同样在悼亡诗中也直抒胸臆，对妻子的思念往往直接表现，没有太多景物的描写与环境的渲染。
李商隐的性格是多愁善感的。诗人生在晚唐，目睹了李唐王朝的日渐衰败，李商隐似乎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一生陷于牛李党争中无法自拔，无处安放自己的内心，如果他与元稹一样，属于直露无疑的性格还好，可他的内心偏偏是敏感纤弱的，无法应对面临的困境，可又无法超脱，只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发而为诗，自然哀婉缠绵，在他的悼亡诗，语言往往不是明白说出，而是用大量的形容词来修饰，比较浓艳。
元、李二人的悼亡诗风格迥异，但他们都在悼亡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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