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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四十七岁的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升迁次序图》。指斥宰相任人唯亲。吕夷简斥责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之四论，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知饶州期间，好友梅尧臣眼见范仲淹因指斥权臣，而被贬谪出京。故而作《灵乌赋》与范仲淹，借“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於邑闾”之言。劝告范仲淹莫要高声论事，招惹是非。范仲淹见信，立即回写了同题《灵乌赋》与梅尧臣。文中便写到了那句著名的金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话如同雷鸣一般，响彻天下，振奋着同时代的文人。同样，也如同奔腾的江河，一往无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世人。
佩琴剑径趋南都 持功名以复祖姓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朱说（yuè）的少年洒泪与母亲分别，毅然决然的奔向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求学。他立志要刻苦读书，求取功名，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己心中那个无比重要的愿望。
就在几个月前，这个叫朱说的少年，劝告自己的两位兄长勿要过度浪费，两位兄长说道：“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恰在此时，有好事者告诉朱说：你并不是朱氏子弟，而是姑苏范氏子嗣。朱说很诧异，再三追问方得知自己真正的身世。这朱说的生父名叫范墉，在他两岁那年，父亲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朱说，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从此改从其姓，取名朱说。而朱说曾经的名字叫：范仲淹！
直到这一天，范仲淹才知道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无法诉说的苦痛。在某个时刻现实会给你迎头痛击，而你却只能咬牙挺住。此时，得知家世的范仲淹，不！应该叫朱说。得知家世的朱说伤感不已，他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投师戚同文门下求学。等待有朝一日考取功名，恢复祖宗姓氏，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并以十年为期，到时定要迎母以就养。
二十二岁的朱说有着强大的忍耐力和学习力，“《宋明臣言行录》记载“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人称之为“划粥断齑”。
终于，在朱说没日没夜地苦读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朱说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 。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主掌刑狱，官居九品。并提前兑现十年之约，迎母以就养。范仲淹后作《寄乡人》有云：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
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
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擢升为集庆军节度推官。也就从此刻开始，那个身世坎坷的朱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范仲淹。出身寒门的朱说没有因不如意的身世才妄自菲薄，而是用着最为刚强的意志力，蜕变为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范仲淹”。
（注：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守母丧故地授业 直万言奉召入京
天圣四年（1026年）正在兴化任县令的范仲淹，因其母谢氏病逝，辞官丁忧（既守丧）三年。时晏殊为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闻范仲淹才名，欲请他到应天书院任教席。 晏殊在 《举范仲淹状》中这样评价范仲淹：“臣伏见大理寺压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分吏局亦著清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处唯阳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
十一年前那个叫朱说的孩子，“佩琴剑”赴应天书院，欲求学以自立门户，还祖宗以姓氏。如今十五年后，那个曾经“划粥断齑”的朱说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范仲淹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故地重游，物是人非。二十七岁的范仲淹曾经在这里学贯《六经》，并在这里树立自己的人生志向。如今三十七岁的范仲淹将在这里，为莘莘学子讲解圣人儒道，为这个国家树立新的脊梁。主教应天书院期间，宋史评价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而范仲淹之名则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因服丧而远离政治舞台的范仲淹，并未因处江湖之远而忘其忧，凭借多年的从政经验和丰富知识阅历。范仲淹察觉到宋王朝承平日久的背后所存在的社会危机。故而，范仲淹尽管丧服在身，便不顾逾越典礼，写下了万言逆耳之说《上执政书》，书中斥责了朝廷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之态。提出“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的政治理论。这也给多年后的“庆历新政”打下了理论基础。
当时执政的王曾虽不愿采纳范仲淹的改革建议，却“见而伟之”。对晏殊言道：“公实知仲淹，舍而荐此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更荐仲淹也”。同年六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这是范仲淹一生中第一次奉召入京，只不过，此后他的人生却要在出京与入京之间，往返徘徊直至终老。
进谏言屡贬出京 斥权臣再遭贬谪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但朝廷久未作答。随即范仲淹自请离京为河中府通判，这是范仲淹的第一次贬谪出京。后仁宗亲政后，召其入京，拜为右司谏。
明道二年（1033年）范仲淹因坚决反对废后，与丞相吕夷简意见相左，被贬谪为睦州知州。这是范仲淹的第二次贬谪出京。景祐元年（1034年），调任苏州知州，兴建郡学、治理水患。同年被召回京，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包拯、欧阳修都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过）。主政苏州期间，范仲淹作《江上渔者》有云：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看着太湖之水起伏的波浪中，小小的渔船忽隐忽现，范仲淹想起自己少年时，在应天书院读书时经常默念的那句话“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如同那一页扁舟，总是在风波里飘荡，至于最终飘往何处，也许此时的范仲淹也未然可知。
作为开封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范仲淹开始在京城小范围内，着手按照《上执政书》中所规划，整饬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此时的范仲淹已经逐渐在自己规划的政治道路上迈了一大步。然而恰在此时，朝堂风云突变，便引出了文章开头处，所描述的范仲淹进献《百官升迁次序图》，指斥宰相任人唯亲。进而引发了“吕范之争”，又称“景祐党争”。范仲淹也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贬谪。
景祐三年（1036年）的“景祐党争”波及面甚广，吕范两派均未受益。范仲淹一方余靖、蔡襄、尹洙、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贬谪出京。丞相吕夷简次年被罢相。仁宗皇帝的朝廷一时无人可用，而此时，以改革派为首的士大夫，要求朝廷召回范仲淹的呼声日益高涨。
然而，就在仁宗皇帝欲召回范仲淹，实行改革之际。宋王朝的西北出事了，有个叫元昊的人和大宋摊牌了！
修民生以御强敌 行新政徐图强国
很多人认为“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一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不然。如果让我来说，我个人更倾向于经略西北边地是范仲淹一生真正的高光时刻。“景祐党争”让范仲淹经历自己的第三次贬谪，就在范仲淹准备谪居饶州时。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国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同年，在军情紧迫的情况下，朝廷召回谪居饶州的范仲淹，公推他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
初到西北边地的范仲淹，是真真切切地看到国家的贫瘠与羸弱。莫说是击退强敌，即使是保卫边境，不使敌兵进犯已经实属困难。倘若战端轻启，无论大宋或是西夏的百姓，都要深陷战争的泥潭。大好男儿葬身荒漠，孤儿寡母悲痛欲绝。双方不杀个血流成河，这场战争是无法结束的。范仲淹御边时作《渔家傲·秋思》曾反应了他这一不忍兵戈的思想。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而此时朝廷主战派人多势强，汹汹然于朝。况且，宋夏交恶初期宋仁宗的态度也是倾向于向西夏发动进攻的。思虑再三后，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向朝廷上奏表示反对出兵：“正月内起兵，兵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
同时，范仲淹提出：“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秉。如寇至边城，清野不兴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此上策也。”……“愿朝廷敦天地包容之量，存此一路。令诸侯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换言之，只要我们大宋扛得住，做到坚壁清野，依靠后方供给，以及边镇的自给自足，无需战争，西夏总有其妥协求和的一天。
事实证明，这一套在朝廷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支持范仲淹，大多数人要求出兵击退西夏，毕竟上战场厮杀的不是这些动嘴皮子的官员，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大宋男儿。况且，主战派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容易得到上下的支持且能博取名声。因为进攻一旦得手，功名利禄便随之而来，即使失利，舆论上也不会遭到太大的谴责。而防御则不同，是一件费力却不一定能讨好的事。即使下足了功夫也难免在防御战中遭受失利，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主事者在政治上会蒙受很大的损失。最重要的一点，已经即位十六年的宋仁宗，在政治上可谓毫无建树。虽是皇帝，却并无威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宋仁宗是多么迫切希望自己能够立威于朝廷，而战胜西夏，是个机会。
然而，就是在这种风向一边倒的情况下，范仲淹依然坚持主和，并且多次冒险与西夏国主元昊互通信件，与元昊曾言：“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敝耳， 使战守之人日视豺狼，竟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者为之扼腕”。因与敌国私通信件，范仲淹激怒朝廷，宰相宋庠甚至提出“仲淹可杀也”。在杜衍、孙沔的庇护下，范仲淹得以贬知耀州，然其职责不变。
此后数年中，宋军在经历了多次进攻失败后，战事逐渐减少，主战派的声音也不似从前那般高涨。范仲淹趁此间隙，实施了“筑寨营田”、“改军制”、“协同羌人”、“提拔青年军事将领”等一系列措施。等这一套组合拳打完后，朝廷和西夏都发现，这仗也没有必要打下去了。于是在范仲淹被调回京的同年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部遣使合议，时任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在朝廷多次斡旋，终在庆历三年（1044年）签署合议，史称“庆历和议”合议。自此西夏与宋朝得以数十年和平。
在范仲淹即将被调回京主持改革之时，亲自向手下的一名将领授以《左氏春秋》，对他言道：“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有匹夫之勇”。此时这名将领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然而此后数年，大宋王朝西北的边境，就要交由他来守卫一方平安，这个年轻将领的名字叫：狄青。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八月，在台谏官的多次进谏下，仁宗罢旧相，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同年九月，范仲淹总结其从政二十余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汇编为《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庆历新政”改革就此开始。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新政实施后，诽谤新政及范仲淹之词甚嚣尘上，“朋党”之论就此展开激烈的争论。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对新党一派产生质疑。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借机任命其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但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 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改革派两大主力全部调出京师。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至三月，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相继遭到免职罢黜，贬谪出京。八月欧阳修遭罢黜贬谪滁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历时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我们简单分析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几个关键因素，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权者的宋仁宗并不是很支持改革，起码没有像后来宋神宗那般支持“熙宁变法”一样，支持“永历新政”。其二，新政伊始，便始终伴随着“朋党”的声音在运行，且范仲淹、欧阳修公开承认所谓“小人之党、君子之党”。不管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总归“朋党”这一词不是一个褒义词，即使是脾气再好的宋仁宗也不会任由“朋党”肆意横行。其三、新政实行，操之过急。
当然，笔者仅仅是简单阐述了几个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庆历新政”失败原因，其背后的政治关系及行事逻辑还需另文他书。总而言之，范仲淹一生的政治理想随着贬谪邓州的一声令下，彻底破碎。这也是范仲淹一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贬谪，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范仲淹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在主政邓州期间，贬谪岳阳的滕子京将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重新修缮，并请范仲淹为重新的岳阳楼做一篇散文。其实至今为止，关于范仲淹是否去过岳阳楼仍有争议，不过遍寻范仲淹的生平，我们发现儿时的范仲淹曾随继父在洞庭湖侧的安乡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范仲淹曾经去到过修缮前的岳阳楼。其实，范仲淹有没有去过岳阳楼已经不重要了，那篇贯穿古今的《岳阳楼记》才是我们的重点，相信中国人没有几个是不知道《岳阳楼记》的，至少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每个读过岳阳楼记的人深深记在心里。范仲淹将他一生复杂的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凝练后，注入这篇文章。我们无需过多地介绍这篇文章，为大家节选最后一段，再做品读。
《岳阳楼记》节选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此后数年，范仲淹相继主政邓州、杭州。于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病逝徐州，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敢和它死磕到底嘛？
生活会经常欺骗我们，范仲淹也一样，生活从来没有放过他。从二十二岁得知身世的那天起，范仲淹就要和生活一直死磕下去，这死磕的代价，是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无论是少年时的初知身世，青年时的三起三落，亦或是中年时的事业挫败。范仲淹该讲的话，一句也不能少，该做的事，一件也不许落。诚如其《答梅圣俞灵乌赋》所言：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卹赋灵乌。
心之所向，即是大道！
参考资料：《宋史》、《范文正公年谱》、《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纪事本末》、《范文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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