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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篇目。
婴宁是狐狸和人类的结晶，她生来爱笑，而且笑的毫无缘由。因此博得了一个“憨憨”的评价，婴宁爱笑只是剧情需要，但是婴宁的笑容却意味深长。
这些笑容或者笑声并不简单，往里深挖，你就会发现——
笑，原来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特征和精髓，融合道家和佛教的核心思想，更显露出生活的悲剧底色。
现代人调侃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宽容和善待。但实际情形可能是，笑容下并不全然是人生的愉悦和幸福，笑容中要掩饰的是生活的惨淡和艰难。
一个爱笑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可能会被认为是像弥勒佛一样游戏人间，而是极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傻瓜蛋。
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认为：笑容也具有某种被附加的价值。换言之，人们只会对那些值得发笑的事物施以笑容。
譬如一个年轻女郎并不可能会对一个陌生男子施以笑容，因为这极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笑留情”的暧昧；这不，王子服就错误理解了婴宁的笑容，认为这是“郎情有意，女儿留情。”
可实际情形是婴宁只是爱笑而已，在故事的上半篇中，读者很容易被这种描写误导，认为婴宁是一个智商略有问题的人兽结合体。
所以，这个笑容蕴含的神秘色彩到了故事的最后才解开谜底。
婴宁在这笑容戛然而止的时刻，向自己的夫君王子服和盘托出了人生的凄惨和艰难：
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
看来，笑容之下并不全然是愉悦的鼓舞，而是对伤痛的掩饰。
其情形正犹如风和日丽的夏日，湖泊表面波光闪闪，湖底却深陷黑暗和阴冷。那么这是否足以使我们评判说：愈是笑的张扬，伤痛便将保持克制的沉默。
唐伯虎在《桃花庵歌》中写“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两种笑的内容全然不同，显现的是不同的人生态度；观众嘲笑唐伯虎的举止疯癫，倘若其举止形态犹如济公一般荒诞不羁，倒也确实足以令人发笑了。
然而，倘若撕开这笑容的掩饰就会发现，如果不是因为受到科场舞弊案的牵连，那么唐伯虎又怎么会笑他人看不穿呢？
我相当怀疑唐伯虎是否确实看穿了一些什么，犹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想曹雪芹确实是看穿了。
深受打击的唐伯虎从此失意流走，其情状并不比“奉旨填词”的柳永好到哪里去。官场中从此少了一个唐大人，江湖上却从此多了一个笑他人看不穿的唐伯虎。
观者笑他疯癫，这是因为没有经历人生跌宕起伏的落差。如果说没有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文化了。
唐伯虎天资聪颖，受此打击后看穿了人生的重重迷雾和虚妄；按照佛家的观点来说，看穿人生也是莫大的机缘，因为还有多少凡夫俗子沉沦在功名利禄的幻觉里不可自拔。
就像《红楼梦》中歌云：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佛道文化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们超脱和看穿世俗，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人，那些中国神仙和高僧们因此总是笑容可掬，洒脱自在的形象。
神仙们发笑，是因为看穿了世俗的虚妄；凡夫俗子发笑，却是在掩饰生活充满荒诞离奇的悲剧；
婴宁虽然算是半个狐仙，但到底还没有摆脱凡夫俗子的外壳；她的笑蒲松龄尽管极力想要将其塑造为天真烂漫的纯真。
可是却在故事的最后露出了马脚，婴宁从此不再笑，反而一反常态声泪俱下的向丈夫王子服自述凄苦人生，那么她的笑我们还能说那是对人生毫无见解的纯洁吗？
父母早亡、孤苦伶仃——这些都是婴宁笑容之下的悲剧色彩；
当然，我们不能说《婴宁》是一篇充满悲剧的故事，否则阐述悲剧的哲学家们都要爬出坟墓来唾弃我了。这篇故事是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不过这本身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要说的是婴宁的笑容之于世界的内涵；
李白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很符合李白豪迈不羁，自信狂傲的气质。
但“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背后多半只是一时的洒脱，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生活的一地狼藉；
就像“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踏出房门看到的可能并不是诗和远方，依然还是生活的苟且和艰难；
李白笔下的仰天大笑却无疑更符合神仙们的气质，尽管看到了世俗的整个荒诞、艰难和离奇，但也只是报之以仰天大笑，这笑容中蕴含着对生活的不屑和嘲讽；
当然还有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觉悟，然而生活并不是诗和远方，只有恶俗和卑劣，如此来看，仰天大笑也只是掩饰了愤懑和无奈。
而婴宁的笑容却又未免有一种强颜欢笑的色彩，从她和王子服的来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无时无刻不再发笑，以至于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处境中。
至日，使华妆行新妇礼，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
婴宁的笑来的没头没脑，至少就现实情境来说，婴宁的笑是突兀和荒唐的；
蒲松龄试图要让婴宁的这种笑容成为她天真烂漫的证据，可是最后却又不得不诠释这笑容之下的苦难和人生悲剧。
因此就让婴宁的笑变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掩饰，现代文学的文本可以将其解释为对人生悲剧的掩盖和淡化。
但在古典文本思想中，笑是对人生或生活的超脱。
唐伯虎的“我笑他人看不穿”，毫无疑问，“笑”在中国文化中作为一个重要的符号，其实显现的正是中国文化和世俗生活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而中国文化中浓烈的悲剧色彩也促成了这种“笑”文化的诞生，中国神仙们爱笑，文人也爱笑。
这不，《三国演义》的开头不就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种种世事演变，荣辱兴衰，最后都一笑了之。
这也就不难怪蒲松龄在故事的结尾写：
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
可见中国文化中的笑是要从生活的悲剧中超脱出来，它并不全然是对人生的豁达，但毫无疑问是对悲剧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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