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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诗，即是说要了解诗歌。要懂得它的含义、起源、流变和作用等。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明诗》。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
圣人的经典言论总是流传不息的。大舜就是指禹舜，禹舜是上古时期的圣人，他说的话也是经典啊！“诗言志，歌永言”这句话太经典了，在学习古代文学理论课，或者是学习古代诗歌的时候，这句话经常被反复提及。虽然只是简单的六个字，但蕴藏的深意却很丰富。
“诗言志，歌永言”这句话意思是说，诗是自己思想情感的表达；歌是通过咏唱的语言，抑扬顿挫地把这种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歌的句子不像诗，可长可短，永言就是永远讲，永远的唱。歌是代表人性，人的情绪，人受了委屈自然就唱歌。所谓“永言”，就是歌中有很好的话，可以流传，我们现在叫格言，一句可以做标准的话。
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什么是诗？诗是内心情志的延伸。人是有情感、有思想的动物，人心中的情感、志趣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才会形成诗。但诗歌表达情志得有优美的、动人的文辞。诗是用来培养人良好的性情的。如：孔子就说“《诗》三百，思无邪”。意思是说，他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他希望通过诗的教化作用使得人们的思想纯正，不走歪曲的路，引导人的思想走上正路就好。
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孔子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人有七情六欲各种各样的情感，内心受到外界的刺激就会产生一定的感应。内心有触动，吟咏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在上古时期，就已经萌发了最早的诗歌了。如：葛天氏的《玄鸟歌》，黄帝的《云门舞》。到了五帝时期，有唐尧的《大唐歌》，禹舜的《南风诗》。但这些歌辞，也只是能达意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后来，大禹治水有功，事业崇高而功绩巨大，各项工作都有秩序进行，人们便歌颂赞美他。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可见，诗歌可以赞美功德，也可以讽刺过失，先民们很早就这样做了。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
到了商周时期，《诗经》就逐渐形成了。风、雅、颂三种体裁都已经完备，风雅颂赋比兴这“六义”也很周密深厚了。孔子的学生子夏和子贡在《诗经》中分别悟出了“素以为绚兮”和“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感到很欣慰！认为他们二人具备了谈论《诗经》的资格。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
周王朝后期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风创作。但《诗经》中的诗句常被用来作为外交辞令。在诸侯国间的交往中，那些士大夫们经常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显示自己的才华。
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到了楚国，出现了屈原的《离骚》，是讽劝君王、表达忠君爱国情志的。秦始皇的时候，大量焚书，但是也叫他的博士们做了《仙真人诗》。现已失传。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汉朝初期，有四言诗。五言诗在汉成帝的时候有出现。如《邪径谣》，都是五言的。
如果追溯五言诗形成的历史，那很久了！《诗经》中就早有体现，如《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chāo）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但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应该是属于《古诗十九首》了。《古诗十九首》虽然多数属于无名氏作品，但是它的文学艺术成就却是很高的。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精华。刘勰对它的评价很高，称赞其为“五言之冠冕”。
所以，我们真的很有必要去背诵下《古诗十九首》。一定会获益匪浅的。
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jué）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到了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创作就开始活跃了。有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建安七子”。他们描写的内容就很丰富了。有写宾客宴饮游乐的酣畅，有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也有抒发慷慨激昂的志向，都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才华啊！建安诗人的写作特点是不追求细密的技巧，以清楚明白为贵。
建安以后，正始时期的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谁呢？刘勰认为嵇康、阮籍的诗歌成就要高于同时期其他诗人的。为什么呢？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而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
至于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遗风。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到了两晋时期，诗歌的创作又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肤浅绮丽之风开始盛行。西晋时期的诗人有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他们的诗歌文采过于繁多绮靡，但内容缺乏感染力。然而，东晋时期，这一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玄言诗盛行。这和当时玄学之风的流行息息相关，但导致的后果却很严重，它使诗歌流于空谈，而缺乏实际、有意义的内容。
南朝宋时期，诗风较前朝有所改革。庄周、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来一些优秀的诗作。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所以，统观历朝历代诗歌的情况，其发展变化是可以明白的。那么，归纳总结一下他们的异与同，就可以抓住诗歌创作的要点了。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
如：张衡继承到四言诗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
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
这一句话刘勰道出了千古人们共同的心声。就是各人在创作中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创作。诗歌的体裁是固定的，但是思想却是各不相同的。诗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偏好来创作，很少能够做到兼备各体。如果诗人能够理解创作的难处，那么实际写起来可能会比较容易些；如果轻率地认为创作很容易，那么实际写起来可能就会遇到不少的困难。
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yòu），故不繁云。
最后，刘勰总结了各种诗的起源。四言、五言，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离合诗，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诗体，大同小异，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人生来具有情志，诗歌是表达人的情志、吟咏人的性情的。诗歌也应该合乎自然之道，辅助于社会教化，培养人良好的性情。这样，优秀的诗作才能越来越繁荣，流传千载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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