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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德国魏玛时期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歌德（1749年——1832年），我们会马上想到他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这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作品之一。但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歌德的作品数量多、种类多，单文学作品就完美地覆盖了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
他既是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的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超重量级人物。歌德作品，文学类扛鼎之作当属诗剧《浮士德》。
而与他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1770年——1831年），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的思想，代表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黑格尔著作中，与歌德的文学实践有着直接联系的就是《美学》了。
歌德在《德国的浪漫主义》里说：
一个真正的、全面的宽容肯定能以做到，如果人们使每一个别的人和民族的特点能够自己保存下来，因为他们确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会因此而显露出来，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那么，歌德自己留给全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诗剧形式的悲剧《浮士德》应当在其列。
在历史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歌德站在人类思想的顶峰，超然发现了伟大、丰富和坚强的人类精神，并通过作为他一生思想和实践总结的作品《浮士德》表达出来。
什么是人类精神呢？所谓人类精神就是指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向上、不断寻找新思想、勇敢探索及不停行动的自强不息精神。这种精神也被后世评论家称作“浮士德精神”。
浮士德精神对当时西方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对近代悲剧美学理论的产生，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这样说，西方近代悲剧美学理论体系的血管里，处处喷涌激荡着浮士德精神。
近代悲剧理论之父黑格尔在给歌德的一封信中坦陈：
我在纵观自己精神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时候，无处不看到您的踪迹，我可以把自己称作您的一个儿子。我的内在精神从您那里获得了恢复的力量，获得了抵制抽象的营养品，并把您的形象看作是照耀自己道路的灯塔。
浮士德精神从实践上动摇了延续到黑格尔为止的古希腊美学理论家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黑格尔悲剧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感性材料。
从《浮士德》全剧来看，行动是主人公浮士德一生中确定不变的规律，是浮士德精神最根本的特征。
浮士德这样定位自己的人生：
我要跳身进时代的奔波，我要跳身进事变的车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浮士德对行动的渴望，只有行动才能满足浮士德的追求，使他不断向“善”，并使他真正感到人生的幸福。
虽然浮士德深怀向“善”的本质，始终朝着“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的方向努力追求，但是，个人“精神上纵然接受到美玉良金，总不断有杂质羼进”，自身的消极因素和严酷的客观现实，时时刻刻阻碍他的行动。
这一系列行动与反行动的矛盾现象，被歌德运用为构成《浮士德》悲剧冲突的客观感性材料。黑格尔认为：
悲剧行动的真正内容，是由存在于人的愿望之中的一些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力量所提供的。——《美学》
这里的“力量”，指的是矛盾因素的各个对立面，“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则表明了悲剧冲突的社会现实性。换句话说，就是客观现实中的悲剧行动必然产生悲剧冲突，这种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决定了悲剧内在的生命力量。
一、黑格尔的“悲剧性格中心说”是悲剧冲突必然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为了探讨悲剧冲突的必然性问题，还得从黑格尔提倡的“悲剧性格中心说”谈起。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过，“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他认为，悲剧人物性格是目的，是出发点；而情节，也称为“动作”，是性格的派生物，是塑造性格的必要手段。这就完全颠覆了希腊美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悲剧情节中心说”。
而歌德的《浮士德》则从实践上支撑起了黑格尔的悲剧性格中心说。作为“理想艺术表现”的诗剧《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的一切“动作”，即作为浮士德精神最根本特征的行动，被他的具有美丑善恶两重性的性格所制约，这种性格就是《浮士德》悲剧的基础和灵魂，而他经历的知识、爱情、政治、理想和事业五个悲剧阶段之中的“动作”，则是产生和展开矛盾冲突，塑造浮士德不断向“善”形象的手段。
浮士德作为悲剧的中心人物，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他的一生是在不断行动的矛盾复杂的个人生活和广阔生动的人类社会中度过的。黑格尔把这种特定时代的一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背景称作“一般世界情况”，如果这种“情况”要想在浮士德身上起作用，就要对五个悲剧阶段中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进行具体化精心描述。
在这种具体化过程中，就揭开冲突和纠纷，成为一种机缘，使个别人物现出他们是怎样的人物。——《美学》
黑格尔把这种机缘叫做情境，它是浮士德的“一般世界情况”的具体化，是推动他行动的客观环境，是他行动的外因。
而“一般世界情况”中，作为浮士德特定时代所流行的伦理、宗教和法律等方面的信条或理想的“普遍力量”或人生理想，则是体现在浮士德身上具体化行动的内因。由内因所形成的浮士德的主观情绪、人生态度等，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作“情致”。
浮士德的外在“情境”，引起内在“情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了这部悲剧情节发展的推动力。悲剧冲突贯穿了浮士德的整个生命历程，在他经历的五个悲剧阶段中，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依凭具强烈跳跃性的情节发展，矛盾冲突逐步展开、推进、激化或暂缓，直至解决矛盾，“往更高境界飞翔”，达到实现“肃穆庄严的灵境”的人生理想的最终目的。
只有寻找到浮士德悲剧性格的关键所在，才能看清楚其决定悲剧冲突的必然性。
二、上帝与魔鬼、魔鬼与浮士德的两场赌赛，是刻画浮士德悲剧性格的关键
为了设置一条能贯穿全剧的矛盾冲突主线，歌德在作为全剧总纲的《天上序曲》和第一部的《书斋》，安排了两场赌赛，即上帝与魔鬼、魔鬼与浮士德的赌赛。
上帝与魔鬼，在歌德眼里，不过是两个抽象概念的人格化，即善与恶的人格化，它们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实体。
上帝与魔鬼关于人能否实现和怎样实现人生理想的问题的赌博，是善与恶在整部悲剧中最主要的矛盾冲突。上帝怀着必胜的信念，将代表追求与行动的浮士德作为赌注推上人生舞台。上帝确信虽然“人在努力追求时总是难免迷误”，但是“一个善人即使在黑暗的冲动中也一定会意识到坦坦正途”。
同时，上帝又担心“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动辄贪求绝对的晏安”，于是他决定创造个魔鬼，“来刺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
于是，在上帝与魔鬼的赌赛基础上，又派生出了魔鬼与浮士德的赌赛，矛盾冲突转换到本质上具有向“善”情致特征的浮士德与魔鬼之间进行。此后，他们两者的冲突成了全剧的主线，成了连接其他人物矛盾和思想冲突的核心，以及特定情境中的“普遍力量”。
纵观两场赌赛，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上帝与魔鬼靡菲斯陀，正是浮士德本身“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力量”的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是善与恶在其人生追求过程中的人格化体现。
上帝（善）与魔鬼（恶），魔鬼（恶）与浮士德（善为主导的善恶混合体）之间的对话，预示着人的本质与行动、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并以此奠定全剧的悲剧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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