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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由汉代刘向根据战国至秦汉间遗留下来的一批策简编纂而成的。成书及流传的多舛，造成其文本形态的特殊性，内容丰富而又复杂，兼具文学、史学和子学三重性质，文本形态具有特殊性。
其中，《战国策》谋略叙事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为虚构夸饰的叙事语言，二为“于谋士预言寓先兆”的叙事策略，三为“为纵横家言”的叙事立场。前者是以文本中双重叙事者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分析的，后两者是在与其他不同文本的同类比较中来进行分析的。
虚构夸饰的叙事语言
虚夸之辞，意为在内容上进行虚构或夸张（有时二者同用）的言辞，与客观事实相对。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则宏观叙事者的角度，即文本之外的著书者；二则微观叙事者，即文本之内的游说者。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二者的关系。策文中游说者本质上是著书者的化身。我们将文本叙述者分为言语对话层的游说者和事件叙述层的著书者，只是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出文本中不同层次结构的语言特色。
一、拟托文
以著书者观之，虚辞表现在对历史的不实叙述，包括年份错乱、情理不合、人物混淆、事迹重出等种种情况。这类文章，即是缪文远先生所说的“拟托文”，策文中有九十多例，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
策文中拟托文的虚辞属性，首先表现在对人物的描写。打破时代的限制属性，将不同时空的人物置于一处。其次表现在对事件结果的叙述。以明显有悖于史实的文字，来补充说明谋士们游说后听者的实际行动及现实局面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述往往是采用扩大夸张的手法，来渲染谋士们游说的成功，从而实现神化谋略的效用。
除此之外，策文中还有不少年代、主名、事理等矛盾不实的地方。如苏秦、苏代、苏厉三兄弟游说材料常常存在着主名和事迹的混淆。再如重出篇章的同类事件中，仅仅是变换主名，叙述上大同小异。
二、寓言
以游说者观之，寓言是他们基于民间故事而创设的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内容上借助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疏离，却又包含着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寓意。“利口者以寓言为主”，寓言是谋士们在进行言说时所运用的高效工具。
《战国策》中的寓言以其自身的实用性和时效性，成为助力谋士们进说的有效武器，从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力。虽然它们质朴浅俗，散发着浓郁的民间气息，却以极强的生命力影响了上层阶级的决策，在历史的滚滚车轮前进之路上发挥了润滑与促进的有效力。
除了在当世的政治效力，这些寓言历经时间的洗练，在后世散发出独特的文学魅力。它们中的一部分凭借生动的语言和深刻的寓意得以流传下来，慢慢凝练成为一些脍炙人口的成语。
三、夸辞
策文在进行谋略叙事时，除了使用虚辞，还有夸辞。夸辞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以游说者观之，在言说过程中，谋士对事物的数量、性状和程度等属性进行夸饰；二则以著书者观之，在叙事过程中，他们对游说的效果和谋略的效用进行夸饰。
他们的计策、言语固然以四两拨千斤之姿能影响政局，但是，历史并非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客观因素的具备是根本原因。我们不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迷雾，不能忽视客观实际中的种种决定因素，而只是片面地夸大谋士游说的重要性，甚至是神化谋士的话语力量。
“于谋士预言中寓先兆”的叙事策略——与《左传》中的预言叙事比较
预言，即预先做出的对人或事的判断。《左传》和《战国策》中都存在着预言现象。从预言发出者的性质开始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叙事策略和叙事意义方面的异同。
一、《左传》中的人物预言
《左传》中存在着大量的预言现象。其类型十分丰富，包括龟卜、筮占、梦占、灾异、星占、相术等等。根据进行预言时所借助的工具，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需要借助古老传统的占卜等神秘技术手段，姑且称之为神秘预言。还有一类是不借助这些外在的技术手段，而是人物凭借自身的知识经验和特定的价值观来预下论断，可称之为人物预言。这类预言借由人物之口，预示着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结局，开始彰显出那个时代人的主体意识。
《左传》中的人物预言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开始挣脱传统天命巫祝的思想束缚，转而寻求礼义道德的庇佑，并且成为其解释者与宣扬者；一种立足客观实际，运用理性来分析和指导具体实践。
二、《战国策》与《左传》中预言叙事的比较
《左传》中有一类预言者——理士，可以说是《战国策》中那些谋士的先驱，他们做出的事理预言（或称逻辑预言）影响了后来《国策》中的谋士预言——那些经由谋士们脱口而出，通过分析形势事理，而得出的预测性言论。
但是礼士，才是《左传》书中典型的预言者身份，我们可以将其与《战国策》中的谋士进行对比。礼士是宣扬维护周礼并以此为工具进行预言的人物，而谋士是宣扬维护谋略并以此为工具进行预言的人物。这些谋士的性质是真正的人，他们真实而鲜活，自己的谋略搅动时代风云，活跃在战国这一特殊的历史舞台。
与礼士相比，《战国策》中的谋士（策士）不再是单调的道德化的工具和符号，不再为了维护儒家礼义道德而存在。他们不只是预测事态的发展和趋势的智者，而往往是直接干预事态发展进程的人物；他们不是固守某种礼法传统的卫道士，而是务实尚利，又灵活机巧，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抓住机遇，勇于打破传统道德的束缚进取者。
三、《战国策》中“于谋士预言中寓先兆”的叙事策略
从《左传》与《战国策》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二者都采用了预言叙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策》的预言现象虽然不如《左传》那般种类丰富，但正因如此，它呈现出集中化、典型化的特点。
《战国策》采用“于谋士预言寓先兆”的叙事策略，来构成其谋略叙事的重要一环。深入剖析内部时，我们可以感知到编著者的叙事立场和目的。以这样的叙事策略来展开对历史的叙述，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特点。更重要的，其实是宣告了一种崭新的叙史方式的出现，它不再以天命鬼神的方式来阐释历史，也不再以礼义道德的方式来阐释历史，而是聚焦于人本身，探索人作为主体对于历史的作用。
“为纵横家言”的叙事立场——从与《韩非子》同源故事的比较来看
《战国策》成书于战国至秦汉间，《韩非子》成书于战国末年，二者成书情况都很复杂，前者尤甚。《战国策》为纵横家及后学的言论总集，非一时一人之产物。《韩非子》主体部分由韩非完成，然而也窜入了非其本人所写的内容。经周勋初先生研究，二书中存在着许多相似甚至基本完全相同的故事。
《韩非子》与《战国策》文中同源故事相似度极高的篇目几乎全出自《说林》上、下两篇。这两篇内容在《韩非子》全书的性质很独特，它们只有故事材料，没有论点，韩非对它们的处理几乎是零加工。这些原始材料还没有打下韩非思想的烙印，它们仅仅是作为“故事群”备用的。
一、从同源故事中的不同论断语来看
其实，二者的同源故事中，还有二十则材料中出现了只有一方（即《韩非子》）有论断语的情况：有的在叙述事件后，紧接着附上的就是作者的评论了，如《难一》《难三》《难四》；有的在叙述完之后，并没有马上进行论说，但其实在开头就已经冠以它们所服务的论点了，这就是“经说体”。后者的情况占大多数。余下三十六则中，再除去《说林》中的原始材料十六则，还有二十则是有论断语的。它们都蕴含着鲜明的观点，以论点为纲，以事件材料为里，论辩和逻辑性都很强，这与韩非的著书体例有关。
那么，这些《韩非子》书中独有的论断语是关涉什么内容的呢？《内储说》两篇谈到“七术”“六微”，前者列举了七种君主所使用的御下的权术，分别是“众端参临”“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后者列举了六种危害君主的隐微情况，分别是“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而“此六者，主之所察也”，以提醒君主要及时觉察。
这都是韩非站在国君的立场，为之设想应如何做一个理想中的君主，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一言以蔽之，这是“君王之学”。
二、从同一事件的不同结果来看
两书在对同源故事的叙述中，事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的明显差异处折射出不同的情感态度和叙事立场。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战国策》文以记言为主，故而有不少篇章是以人物对话作结的，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叙述性结果，使得整体看起来显得有点支离破碎，倒像是片言断章了。在《韩非子》相应的对比篇章中，则是通过客观叙述人物一连串的动作来完成对事件结果的概述，更具完整性和流畅性。
三、《战国策》与《韩非子》不同的叙事立场
从以上对《战国策》和《韩非子》书中同源故事中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叙事立场存在着差异。他们运用相似的材料，有时叙述事件结果时存在差异，有时得出不同的论断语。这表明他们寄寓其中的不同的观点态度，折射出不同的叙事立场。
《战国策》中的材料来源于其前身很多不同的本子，大部分应该是纵横家言，即是有关谋臣策士们的言行记录以及后学者的追述与揣摩，可能也有当时的一些史料和故事。策文的著书者表现出对纵横之学的极大兴趣，文本叙事以记录策士言论为主，事件末附以论断语起画龙点睛之效，呈现出鲜明的“尚谋”的特点。《韩非子》则不同，它是韩非的个人著作，其中的内容多以劝谏君主为主。
在面对一批相同的原始材料时，由于编著者不同的叙事立场（《韩非子》为君王至治，《战国策》为谋士之用，），因而出现了不同的文本处理方式，同时也表达出二者之间迥异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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