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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影像展在上海举行的消息。可惜，报道对展览的介绍，都没转述原英文介绍中有关“人权”和“法国大革命”那一段。英文介绍特别提到，展名出自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开篇头一句，而小说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介绍指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发展出来的人权思想，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中第一次得到政治表达。但是，尽管有良好的初衷，人权还是被压缩了，因为革命的核心既包含人类最好的思想和行为，也包含最坏的思想和行为。这一说法，正是受到《双城记》的启发。自1859年问世以来，《双城记》发行了两亿多册。这部文学名著，直到现在仍被广泛用作课堂教材。其中的名言也至今常为人们所引用，特别是小说的开篇。
小说这样开始：“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任的时代，那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奔天堂，我们都将直奔地狱…”接下来，作者告诉读者，那个时代其实跟现在非常相像，可一些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其好，是用形容词的最高级；说其不好，也是用形容词的最高级。《双城记》呈现的世界，是一个善恶交织、爱恨并置，智慧和愚蠢共存，光明和黑暗搏斗的世界。小说暗示，如果前者战胜后者，人类就能迎来希望的春天，就可能奔向天堂，亦即理想社会，也就是小说结尾处英国青年卡尔登的愿景品社会公平、法律公正、人性美好，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等。为爱情和 友情做出自我牺性的卡尔登，以及为伸张正义而身陷图圈的梅尼特医生，正代表了人类的希望。
小说如果写的一些人那样以恶抗恶，以残忍对抗残忍，以愚蠢对付愚蠢，那就只能造成恶性循环，使人类在绝望的冬天里徘徊，并最终走向毁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可是《双城记》警告人们：“只要种下的仍然是掠夺与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同类的果实。”
《双城记》并不是全面反映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而是以法国大革命作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之间的故事。大革命爆发之前的部分，小说着重描写了专制帝国里贵族和平民的尖锐对立。贵族们生活奢靡，飞扬跋扈，对农民的贫困表现得极度冷漠。有些贵族还肆无忌惮地欺凌和压榨平民百姓，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因而激起底层民众对整个贵族特权阶层的仇恨。
“深仇大恨”甚至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复仇女神”的德发日太太。她的姐姐和哥哥被贵族迫害致死，而她和丈夫经营的小酒店不仅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还要经受腐败官吏的盘剥和警察的敲诈。原本善良、朴实的她，因为遭受这些不公平和摧残而心理变态，变得毫无同情心，连对自己都没有丝毫同情。革命爆发后，她成了极端复仇主义者，甚至到了丧心病狂、滥杀无辜的地步。
随着专制王朝垮台，一些原来的被压迫者掌权，变成了压迫者。他们以贵族出身来定罪，对有私仇的普通百姓也构陷罪名，对政敌更是进行无情迫害。小说把人们的视线拉向那个令人心惊胆寒的断头台。每天，一辆辆装满死囚的马车奔向那个饮血的机器。死囚当中，甚至还有怀孕的妇女和无辜的儿童。小说还描写了革命之前就存在于法国的种种酷刑。对于“断头台”在大革命中问世，作者认为产生这种恐怖惩罚工具的土壤一直未变。他警告说：
使用类似的锤子再把人类砸变了形，它仍然会扭回到它原来那受折磨的模样。” 也就是说，如果产生邪恶与苦难的旧制度、旧手段、旧的思维模式等不变，人类社会就还会不断地恶性循环。
很多评论者都提到，狄更斯写《双城记》，是想对当时的英国提出警告。他认为，那时的英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贫富差别巨大，社会极不公正，危机四伏。评论者特别指出，狄更斯警告的不是底层的农民或平民，而是社会精英。不识字的农民和贫困的平民，都不在他小说的读者群之内。他警告的主要是贵族特权阶层的人、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以及文化精英。
在小说末尾，作者通过站在断头台上的卡尔登的大脑，展望了法国的未来：“我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一个极具智慧的民族从这个深渊中升起。经过未来的漫长岁月，在他们为争取真正自由而奋斗的过程中，在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中，我看见这一时代的邪恶和自然衍生出此邪恶的前一时代的邪恶，逐渐赎去自己的罪孽，并逐渐消失。”这自然不光是对法兰西民族的憧憬，更是对每一个民族、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憧憬。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影展，就是中外艺术家们为实现这一憧憬所做的努力之一。英文介绍形容，这个影展“反映了在当今生活中人们非常向往的自由、平等和安全的乌托邦理想，也反映了相反的东西：恐怖、不公平和战争”
注：本文参考的文本是英文原著 非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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