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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什么？
想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便势必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文化。
不得不说，人类是这已知世界中绝对的畸形。
我们人类似乎有着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的特殊性，但却又无法否认自我作为一种哺乳动物的一般性。
甚至如果从生物学立场来看，我们人类都不能称得上是一种进化健全的物种。
要知道动物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它的存在方式不可能高于自然为它选定的生活形式，同样也不能低于这种形式。
比如自然赋予了老鹰敏锐的视力、高空飞行能力以及强有力的喙与爪，这便将鹰抓兔变为了理所当然，这叫做本能。
这种自然的设定为鹰明确了生存形式，同样也限定了它的生存界限。
但有趣的是，同样作为动物，自然却并未给我们人类设定这种生存形式。
我们人类面对寒冷的自然界没有如同其他动物一样进化出皮毛来适应环境，明明是杂食动物却没有进化出强壮的四肢与尖利的牙齿来帮助我们捕猎。
我们仿佛是一个制造到一半被突然赋予了意识强行推上自生自灭道路的残次品。
不过也正因如此，文明诞生了。
如此看来，文明显然是被造就的，但它又仿佛是这场造就的发起者。
它看似偶尔诞生，因为我们无法解释最初的人类意识思维是如何出现的。
但同样文明的诞生也一定是必然的，因为人类只有通过文明才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
所以文明的本质，就是一种人类自己在求存过程中寻求到的生存形式，而文化则是这种生存形式具体的外在表现，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伴生产物。
所以，中国文化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寻求到的生存形式的外在表现，而其根基即这种生存形式的精神内核。
那么这种文化是如何诞生的呢？
首先从地理上看，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大陆，虽然可谓地大物博，但却是一片封闭式的地域。
以今天河南、山东一带的中原地区为中心，东部沿海，西部是高原与荒漠，南部崇山峻岭，植被茂密，北部是草原。
所以上古时期没有先进交通工具的先祖们很难离开这个区域，他们只能选择依靠两河冲刷出的肥沃平原种植农作物来保证生存，这就是早期农业文明的诞生。
农业文明有三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第一个是协作，无论是尧舜时期人们对抗水患，还是后来正式的农业生产，无不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
因此，我们的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懂团结、最有集体意识的民族。
而一个地貌封闭、抱团求存的农业文明随着自身的发展必定会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就是人口增长带来的人文压力。
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成为了先祖们不可逃避的问题，就这样我们东方的伦理观诞生了。
祖先洞察到了血亲之间有着纯粹、真诚的情感，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把这种对血亲的情感推而广之，发散向自己的朋友、陌生人以至所有人，最终连外物也一并包含进来，那么社会关系也就稳定了。
用孟子的话讲这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是以血亲纽带维系、稳定社会关系的伟大思路，是祖先给出的应对人文压力的方案，后来这一条思想脉络发展成了儒家。
而第三个特征，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靠天吃饭。古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粮食收成全都要靠天。
天气不好一场洪涝，或是一场大旱，可能很多人都要饿死。
所以，这也就促成了我们祖先对天的信仰。
要知道在我们中华文化的观念中，从来没有如西方思想那样通过对人意识思维作用的放大把人的主体性从天地间独立出来，妄图去改造世界。
而是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让人不去胡乱作为，要“损之又损”，把一切刻意的人为因素去除掉，去顺应天地的规律做事，这就是“无为之道”，也就是后来道家的主张。
不过若综合来看，同族间的情感始终维系着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而这种情感又毫无后天人为的刻意，这是生命与生俱来的设定。
这种人心其实就是天心，亦可称之为“道心”，故而顺应这种本源情感去维系人情关系亦就是“无为”。
所以这三个特征虽看似殊途，但实则同归，它们都不过是人本源的生命情感的发用。
其实，千百年来我们历代的先哲都是在追求这个东西，不过说法不同罢了。例如“本性”、“诚”、“道心”、“良知”、“天理”等等。
而它也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代代传承直至今日。
比如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常常被称作“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常说“情理之中”。
对于这些所谓的“情”与“理”，乃至由此衍生出的“礼”，那些信仰契约精神热衷于逻辑思辨的外国人根本无法理解。
就好比黑格尔就批判孔子的学说不过一些普通的伦理教化，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让理性与逻辑掩盖掉自我的生命本源的情感。
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指导人们如何才能安身立命，它不能通过文字来精准描述，它是中华民族生命情感最真实和直观的记录，只能通过情感的共鸣去感受，它是纯粹的人生哲学。
明白了这些道理，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什么便不言而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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